在前城子村,据传公鼐亲手种植的紫藤距今已四百年,仍然存活。
公鼐画像
▼前城子村到处可见笔直的楸树,还有不少老房子,但缺乏修缮。
公氏家族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们一身正气,“为官须学公氏,宁折不弯,刚正不屈。”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十八转”的山村走出五位进士
在蒙阴县北部的山区里,有这么一个村子,村边有两条河流经过,河流两侧,土壤肥沃,耕种着小麦、蔬菜等农作物,一派田园气息,与西侧的山区丘陵相映成趣,既有山的厚重挺立,又有水的温顺包容。
据史料记载,这个村子在春秋时期地处齐国与鲁国的边境,是鲁国的东大门户,故名东门村,后为与附近的一个村子区别,改为上东门村。
而在明朝,这个村子里一下子出了五位进士,且五人都是公氏族人。
驱车从蒙阴县县城到蒙阴县野店镇上东门村,走最近的路线,就得经过当地有名的“十八转”,公路沿着山岭的半山腰修建,公路两侧,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谷,一路上,转来转去,若往下看,让人有种眩晕的感觉。
上东门村村支书、公氏族人公丕法介绍,在修公路前,这条路原本只是条小道,勉强能推车骑驴而过。当年的公氏几位进士,就是从这条路走出上东门村去赶考。
在村东头,原本有一片田地为公氏所有,埋葬着自北宋末年公氏迁徙到上东门村以来的族人。从北宋末至新中国成立初,那片地渐成气候,被人叫做公家大林,占地约半亩的公家祠堂就建于大林内。
可惜的是,公家大林与公家祠堂都已经因历史原因而损毁,公家大林的原址也早已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而地里至今随处散落着上了年头的墓碑,有些碑文还清晰可见。
随着公家五进士的出现,公家人开始走出上东门村,在蒙阴各地安家落户。公家的最后一位进士公鼐就迁居到了蒙阴县桃墟镇前城子村。公鼐是五进士里职位最高的,在村子里,有一棵距今约400年的紫藤盘根错节地长在峭壁之下,据说它就是公鼐当年所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是受到大山的熏陶,公氏的进士似乎眼里都容不得沙子,为官之后,一身正气,宁折不弯,也因此被当权者所不容,屡次受到打压。
蒙阴县文化局原局长、公氏族人公丕勤已经退休多年,据他介绍,公家的人就是这个脾气,刚正不阿,不懂得阿谀奉承,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皇权旁落,宦官专政,权臣层出不穷,公家的为官者不懂得遮掩自己的脾性,见到有不对的地方就忍不住要反对,与之进行抗争,所以公家的官员多次遭到贬谪。
不与刘瑾妥协,连张居正也敢违拗
公家为官者,从第一位进士公勉仁开始,就遭受到当权者的贬谪。
明朝正德初年,宦官刘瑾怂恿皇帝吃喝嫖赌,厌倦朝事,从而让自己能够结党营私,得以权倾朝野,并将反对他的53位大臣一网打尽,制造了“奸党冤案”。此后,他还发明了一种套在官吏颈上的刑具——枷。
很多大臣因为反对刘瑾,遭到刘瑾的报复。心学创立者阳明先生王守仁就是因为得罪刘瑾差点被打死,最后发配为贵州龙场驿丞。
这个时候的公勉仁,担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主断,权势颇重。因为在办案期间得罪了刘瑾,被锦衣卫捉拿,侥幸不死,降为四川布政司参议。
在此期间,公勉仁一直没有与刘瑾妥协,直到刘瑾死后,公勉仁才得以起复。
在原则问题上,公家人丝毫不妥协,这就像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家族信仰。而不仅仅是对宦官,对于权臣,公家人也会选择说“不”。
明朝万历初年,万历皇帝年幼,不能理政,一代能臣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权倾天下,开始进行各项改革。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在世人看来,他应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即停职守制,称“丁忧”。这时正值张居正掌握权力不久,各项改革刚刚铺开,他不愿意就此离职。恰逢小皇帝这时也不同意他辞官回家,于是下旨夺情。
此时,公家臣担任翰林院典纂修官,他的同事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赵用贤两人因上疏反对夺情,被张居正忌恨,遭到杖罚,被贬出京城。临行前,公家臣派长子公鼐送至潞河码头,吴、赵二人十分感激。不料,这件事后来被张居正知晓,公家臣由此被贬为山西泽州判官,再移河北广平司理。
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死后,公家臣才奉召迁任南京户部主事。
张居正是一代能臣,他的改革对于整个大明王朝都有巨大意义。但是,在“丁忧”“夺情”这件事情上,张居正的所作所为让很多儒生难以苟同。
丁忧是从汉代传下来的一项制度,儒家提倡“以孝治国”,公家臣学的是四书五经,尊奉的是儒家治国理政的理念,张居正不回乡守孝,显然违背了公家臣的原则,以公氏族人不妥协的性格,他无论如何都要反对张居正的做法。
不只为人刚直,在明万历、天启年间两度担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还写诗一并称赞公家臣的文才。诗云:“词场当代扼名流,涉世宁能曲如钩”,大意为公家臣在当代词坛上属于名流,在处事上不会像钩那样弯曲。
当两代帝师,对抗几朝宫廷内斗
公鼐曾经居住过的前城子村中,粉色的梧桐花,开在村中,煞是好看。但是,村民们喜爱的不是梧桐树。前城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公惟常介绍,村民最爱的是那需要三五十年方能成材的楸树,爱其挺直,爱其不弯不曲。
楸树树干通直,木材坚硬。前城子村村民多为公鼐和其弟公鼒后人,对楸树之爱,实则是欣赏公氏一贯的正直,不妥协。
年轻时的公鼐,性格耿直,因看不惯张居正“夺情”,送父亲的两位同事出京,一并得罪张居正。
万历初年,大太监冯保与张居正同盟,倚仗太后势力揽政专权,搜刮民财,大兴土木,以求冥福。公鼐又在《双林寺歌》中鞭挞此事,文中写道:“双林寺枕帝城隅,麋费大官累钜亿”,以鄙弃批判的语气,揭露了当权者的腐败。
考中进士那年,公鼐已经四十四岁“高龄”,虽然年龄增长了,阅历也增加了,但棱角并没有被磨掉,依然个性耿直。
万历后期,公鼐给皇长子当老师。当时皇宫内前前后后发生了好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身为太子首席侍从官的公鼐成为“后党”“阉党”的眼中钉,动辄得罪,处境十分困难。秉性刚直、不屑阿谀的公鼐选择“称引疾归”来避世,以此来抗争阴暗的宫廷内斗。
1620年,明光宗即位,公鼐以帝师身份被召回京,成为辅国重臣。“国家有大事,公卿咸就裁”,光宗亲书“理学名臣”的四字匾额,挂在公鼐府第。然而光宗继位不逾一月,就因食“红丸”而丧命,成为明代一桩宫廷奇案。而在这场派系斗争中,公鼐持论公允,“秉董孤之笔,疑剖千秋”。
明光宗去世后,天启元年(1621年)明熹宗即位,公鼐以“两代帝师”身份加封为两朝实录副总裁、进詹事府詹事,诰封“朝议大夫”,同年九月又加封“通议大夫”。
但是,这个时候,另一位大太监魏忠贤崛起,把持朝政。在整个封建时代的太监里,魏忠贤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他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这种情况下,性格耿介正直的公鼐自然成为受打击的对象。
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刚直耿介的公鼐既不愿陷入其中,又看不惯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伪”,“以成一朝信史。”
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加之因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挤,不得大用”,公鼐自感势单力薄,又不肯趋炎附势,不得不再一次选择“称引疾归”。
在《望蒙山吟有寄》一诗中,公鼐写道,“嗟君只在此山间,欲往从之蹊路艰,豺狼昼出当道卧,一望使我摧心颜!”诗的大意为,友人好像就在附近的蒙山上,但世路艰辛,豺狼当道,真是近在咫尺,远隔天涯。公鼐写诗的时候,正是魏忠贤专权、正直之士受迫害的时候,而公鼐这首诗,是写给在京城同样受到迫害的朋友的,他认为正是因受魏忠贤这样的豺狼的迫害,才不得不与友人咫尺天涯。
正直的公鼐,对于明末官场的黑暗和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天可量,海可测,唯有人心无终极；山可平,川可塞,唯有人情多反侧!”公鼐通过《天可量》一诗,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政治斗争中的卑劣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奸诈相欺。
公丕勤认为,公氏族人的耿直一直传了下来,在公鼐之后的公氏族人多有为官者,不论官职大小,公氏族人的耿直脾气却没有多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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