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武汉市民从完工的临时人行栈道上通过淹没的汤逊湖大桥桥面。 中新社发
六十年间
湖泊减少87个
除了武汉之外,这轮暴雨还给湖南岳阳、江苏南京、安徽安庆等70多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内涝。市内湖泊的萎缩,被公认是导致城市内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湖泊和湿地起着容留回旋积水的重要作用,湖泊是“城市之肾”,是城市的生命之源。特别是在武汉这样的城市,现在长江的水位已经高于武汉城市的水位,武汉城市的洪水没有办法自然往长江里排,下了大雨,武汉城市里的水需要找地方泄洪。所以,湖泊这样的蓄水空间十分重要。
武汉水系发达,原本大小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袋子”“百湖之城”之称,“但是,现在武汉湖泊已经没有办法起到调节作用了,为了城市建设,当地填了许多湖来造地。”上世纪50年代初,武汉市主要城区内共有大小湖泊127个,现在,中心城区仅剩下40个湖泊。武汉市一位城建官员介绍,湖泊变少,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人口增长迅速,为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大兴“以粮为纲”运动,大片湖区与湿地被填占。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建迅猛扩张,填湖造地增多,城内湖区填上后,大批商品房在其上拔地而起。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卢新海教授与曾忠平博士,曾作过专题调查和研究分析:从1991年到2002年,11年间,武汉市主城区湖泊水域面积急剧减少38.67平方公里。失去的湖面难以恢复往日景观,与此相对应,截至2014年年底,武汉市城市建设总面积从1986年的22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527平方公里。
管廊建设欠账
致“静脉曲张”
2015年,国家防总做过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2015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地,全国平均每年有180座城市被水淹,2013年达234座,其中许多城市是因为排水系统不给力。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院的两位学者胡茂川、张兴奇认为,长江沿线许多城市,都有低于长江水面的低洼地,“地势低洼,区域内雨水无法自排入河,要通过管道收集后由水泵抽排,使得这些区域排水系统压力很大,当雨水量超过泵站排水能力时就会发生内涝。”
在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刘遂庆教授看来,首先,以前,国家的管网设计标准偏低,城市标准是防一年(甚至一年以下)一遇暴雨的排水标准。2014年,行业主管部门将城市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提高到防三年一遇暴雨标准,但现在恶劣天气越来越多,这一标准也显得有些低了。
其次,许多城市普遍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现象。在一些城市的执政者看来,地上业绩看得见,地下管廊看不见,只要不出事,能拖就拖。即便同是地下网线,地下空间也被不断发展的电力、热力和电信等管道占据,很难有足够空间供排水系统升级。
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就是地下管廊建设欠账严重,渍水难题积重难返。据武汉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项九华介绍,武汉市部分排水管网建于1949年前,管径普遍偏小。城市发展了,高楼越来越多,硬化面积增多,排水难度加大,这些排水管网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部分解放后按早期标准建设的管网、泵站等,目前来看,排水能力也难以满足要求。
支流投入不足
致“毛细血管堵塞”
针对今年洪水溃坝伤亡,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主任陈敏表示:“目前,溃坝主要发生在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库,这也是我们防洪能力较为薄弱的地方。”这就像人的供血系统畸形,虽然主动脉已很牢固,毛细血管却很脆弱,一碰就破。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程晓陶看来,我国大江大河的整治,历来以中央财政为投入主体,近年来下力很大,问题已不大。而中小河流是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的,投入情况则千差万别。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多数中小河流,近年基本没有投入,还是在吃上世纪50-80年代的老本儿。
程晓陶认为,中小河流防洪能力的削弱,与经济社会的变化有关。他介绍,按照传统,农村中小河流都由农民义务投工投劳,以前农村有自治制度,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了,以前的制度就很难执行了。另外,加固堤防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件可以侥幸过关的事情,因为洪水是不确定的,所以大都不愿投入。
那“血管老化”的顽疾是不是就没治了?“当然不是。”程晓陶认为,中小河流整治需要做到三点:首先,各级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职责要分解明确,谁的孩子谁抱走,并建立考评与奖惩制度；其次,明确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上级财政对出大力者给予奖励,中央财政对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给予补贴；第三,对山区河流进行风险区划,设立红线与黄线,红线内为5-10年一遇洪水的行洪通道,要避免盖房子,红、黄线之间,允许盖房子,但是需要采取自我防护措施。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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