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丽
一年一度的高考虽已落幕,但舆论场的余波仍在。毛坦厂高考工厂的壮举,引来各方争论,关于寒门能否出贵子的问题被反复探讨。对高考的推崇,正说明了人们对寒门出贵子的殷切期待。但对毛坦厂模式的抨击和嘲讽,又可看出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价值观正在瓦解和转变。
寒门出贵子遵循这样的逻辑:经历过贫困和苦难的学子,更容易激发出斗志,通过发愤图强获得成功。这曾经是一种奢侈,在隋唐之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阶层固化,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拼爹”成风。西晋寒士左思就曾写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隋朝出现的科举,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是极具吸引力的广告语,寒门出贵子也成为一种被认可的价值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古代社会的奋斗轨迹在现代中国依然适用,1978年恢复高考后,许多人改变了命运,高考也一度成为社会公平的象征。
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穷人多,富人少,社会阶层的上升相对顺利。如今社会的主流声音早已改变,因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日益壮大。人民日报最近发文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从2024年开始将进入高收入阶段。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达1.09亿人。
在过去的40年中,借助高考,无数寒门子弟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飞跃。他们不一定都能跻身精英阶层,但大多数都突破了自身阶层的天花板。父辈们从泥土中拔出双腿,子辈则成为新兴市民。这些新晋中产阶级开始掌握话语权,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他们对于贫穷已经没有太多切身体验,因而体现出一种疏离和嫌弃。相反,对金钱的渴望和追捧变得光明正大。
所以,年初上海女子江西年夜饭事件得以迅速发酵,这正是底层与中产之间的一次激烈碰撞。这不仅是物质上的差距,更是观念、文化的差距。而朋友圈中,《我为什么拉黑了朋友圈的穷人》之类的文章广为传播。在各大论坛,对出身寒门的凤凰男女的讨伐也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贫穷甚至成为一种原罪,是衣服上要藏起来的污垢。
贩卖苦难的励志故事也渐渐失去市场。典型的例子是,在近些年的草根选秀节目上,已经鲜少看到真正的底层之人。出身农村的“大衣哥”可能算是极少的特例,他从“星光大道”走出,而这个节目的受众恰好是70后以上年龄段的人群。受众更为年轻的“中国好声音”等节目,已绝难看到“大衣哥”这样特征鲜明的真正底层。参加选秀的选手,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至少是中等家庭出身。而时下自称草根的人群,很大一部分恰是中产或者中产的预备役。
总之,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大张旗鼓地歌颂苦难之下的努力,而是更看重出身背景带来的平台、学识、眼界、资源和人脉优势。眼下对王思聪的追捧就顺理成章了。作为中国最典型的富二代,他既有接地气的一面,同时又自带炫富光环。对他的追捧,代表着富人“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时代到来。他们被摘下“为富不仁”的帽子,成为全民偶像。经常有人说,“可怕的是那些比你有背景还比你努力的人”,比如柳传志的女儿柳青的奋斗史,让很多人大呼,一个努力的富二代,让我等草根完全没有活路。
一边对寒门出贵子仍心存期望,一边哭着喊着叫思聪老公,这反映出中间阶级的焦虑和不安。他们害怕阶层下移,沦落为“下流阶层”,时刻保持着对“破产”的恐慌。于是,他们寄希望于社会阶层的流动,以使自己获得上升的空间,同时又要与下面的阶层划清界限,怕一不小心又跌落其中。而通过对王思聪等成功人士的追捧,他们又借此与上面的阶层建立链接,得到一种安全感。“有钱即正义”,有钱,就可以维持阶层的稳定。
40年间,成功学已转向。寒门出贵子的世界观仍在,但方法论已经在坍塌的道路上。寒门子弟主要的晋升通道越来越狭窄。高考虽然相对公平,但提供的流动性已经大不如前,所能撬动的天平越来越有限。以北大为例,2000-2010年间,农村新生仅占10%,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一比例是30%。对于很多底层人民来说,通过高考出人头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如果说父辈们依然天真地相信奋斗改变命运,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早就看清了现实,看清了贫富差距造就的巨大鸿沟。这种觉悟伴随着阶级固化的进程而加深。因此,在感情上,大家依然期待寒门能够出贵子,希望中下层通过努力跨越阶层的壁垒。但是理智上,人们已经逐渐在天平上加大了出身背景的砝码。是“寒门贵子”还是“老公思聪”?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选择其实已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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