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
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
上周六,“大众讲坛”邀请焦波来济讲故乡讲孝文化,本报记者在讲坛间隙采访了焦波,也就有了这期人文周刊的封面文章——《焦波:城市农民的遥远乡愁》。《俺爹俺娘》和《乡村里的中国》已经是焦波身上最显著的两个标签,作为一个城市农民,他一直在亲情和乡情之间寻找渐行渐远的乡愁。
对于城市里长大的我来说,山水只是景色,乡愁太过陌生。所以,编稿同时,找来这部获华表奖、白玉兰奖等20项大奖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咂摸咂摸乡愁的味道。这部纪录片以中国传统的四时与节气为线,片中呈现的,有理想,也有勾心斗角；有亲情,也有残酷的失去。在只有167户人家的沂源县杓峪村,60岁的杜深忠是一个文化情怀和精神诉求始终高于土地情结的“边缘人”；少年杜滨才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当他见到离开自己19年的母亲时,沉默中的抽泣诉说着欲恨又爱的委屈；红脸村干部张自恩则在“开发”乡村、挖掘旅游资源的工作开展中屡遭尴尬。
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杜深忠把投射在门框里的阳光当成自己的“宣纸”,用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字。作为村里的才子,焦波将他在片中定位为乡村的冷眼旁观者,村里挖走百年大树卖去城里,杜深忠说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乡村里的中国》所钩沉的,是这些农民潜藏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背后,努力想跟上城镇化规划的憧憬与惴惴不安。“我觉得亲情和乡情是相连的,乡村就是爹娘的爹娘。”焦波知道,没人能阻止乡村的飞快变化,他希望能用镜头记录这种变化,把曾经的记忆留存在影像中。
“乡愁是一种感觉,是童年的一种记忆: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小路。”透过焦波的文字与镜头,我的乡愁也不再陌生:昔日工厂家属院高大的白杨树、红砖平房……童年的记忆一如《乡村里的中国》的色调,温暖而踏实。
本期人文周刊的对话栏目,探讨的话题是“儒学复兴的忧思”。近日,有儒学学者在川大召集会议,联名倡议在中国高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并列,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近年来,“国学热”、“儒学复兴”已成热门话题,国学院、读经班、文化讲坛、汉服运动等活动风起云涌,给人一种儒风大盛、儒学强势回归的印象。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儒学研究专家颜炳罡和王钧林,对儒学热进行讨论与反思:“人们感受到的‘儒学热’并不是真热,而是有很多虚火,当儒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时候,人们已经感受不到儒学温度的时候,儒学才是真热。”“激活儒学的经世功能,使儒学不再成为一种历史遗产,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可用可行的思想资源。”在热闹之外,听听专家的冷思考,想必会有更深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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