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藏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左下角钤“会稽周氏收藏”朱文印。
很多朋友通过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等作品,知道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却不知道,先生在批判的同时,又主张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他对汉代画像石及历代碑刻拓本的收藏就是了解历史、汲取营养的方式之一。
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鲁迅1935年2月4日在给李桦的信中写道:“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鲁迅的上述评价不是凭空的泛论,而是建立在他对汉代画像石拓本观察的基础之上的。鲁迅一生共收藏汉代画像石拓本700余幅,其中山东340余幅,河南320余幅,余者出自四川、重庆、江苏、甘肃等地。在同时代学人中,拥有他这么多画像石拓本的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人。 鲁迅最早接触的汉代画像石就来自山东,那不是他有意收藏的,而是他32岁(1913年)那年,友人胡孟乐赠送给他的山东画像石拓本。我们今天计拓本多用“张”,而在鲁迅自己的相关记录里则用“枚”。胡孟乐赠送他的画像石拓本共十枚,都来自山东嘉祥,分别是:洪福寺画像一枚、七日山圣寿寺画像一枚、隋家庄关庙画像二枚、上华林村真武庙画像一枚、吴家庄观音堂画像一枚、郗家庄画像一枚、洪家庙画像一枚、商村画像一枚、无名画像一枚。
仅隔一年,鲁迅先生在考证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胡须时,引用的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画像。他在《坟·说胡须》中写道:“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
写完《说胡须》不久,鲁迅从北京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并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写道:“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帝王、孔子弟子、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上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先生记得没错,武梁祠里确有老莱子的故事,他也有拓本,只是当时不在手边而已。
自从32岁得到胡孟乐赠送的十枚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石拓本后,鲁迅对汉代画像石拓本的兴趣与日俱增,并且主动购买拓本。鲁迅对每次购买的拓本都仔细记录。如1915年5月1日从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这是他购买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最早的记录。就在这一个月,他后来又去了琉璃厂数次,其中四次购买了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
有些人知道鲁迅在购买汉代画像石拓本后,主动把拓本寄给或送给他,希望他能买。如1915年10月4日,富华阁送来嘉祥等汉画像拓本一百三十七枚,出土地点分散在嘉祥、汶上、金乡等地,鲁迅认为拓本质量不是很好,但还是买下了。
鲁迅还请人代购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对此,他同样有仔细的记录。1916年1月12日,汪书堂为鲁迅代购山东金石保存所藏汉画像十枚,嘉祥画像十枚,汉画像残石二枚。
除了记录自己收藏的汉代画像石拓本,鲁迅还做了编书的准备,拟了《汉画像集》目录,编了汉画像目录、嘉祥杂画像目录、石刻目录、石刻杂件、金石杂件、物调查表抄、各县金石录摘抄等,这些文件都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由这些文件可见先生当年在汉代画像石及古代碑刻上下的功夫是很大的。
虽然在市场上常买到品质较差的拓本,但这并不表明鲁迅对拓本的质量没有高的要求,正相反,他一直对拓本的品质有要求。1934年3月6日,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说:“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汉画像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像》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6月9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像》,《孝堂山画像》,《朱鲔石室画像》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种),虽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两年后,先生就去世了,印书的愿望虽然落空,但先生对高品质拓本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对拓本的要求除了品质之外,更重要的是真伪的鉴定,鲁迅也是如此。传统的金石学家对石刻多重视有文字的碑刻和佛教造像题记,对汉代画像石并不是很重视,因此,拓本市场上没有假东西,但自晚清以后,随着嘉祥武氏石室拓本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假货也开始出现了。鲁迅虽然在1913年才开始拥有汉代画像石拓本,但很快就入了道,能够鉴定伪刻了。1916年11月10日,鲁迅从琉璃厂德古斋购得汉画像拓本二种,原为托活洛氏旧藏,上有字,鲁迅鉴定为伪刻。1934年6月18日和1935年5月14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也都提到翻刻的事,可见直到晚年,鲁迅对伪刻都保持高度警惕。
上述种种与一般收藏家似别无二致,收藏、记录、鉴定、印书,如此之类,并无新奇处。如果仅此而已,鲁迅就不是鲁迅,而是数量众多的收藏家之一。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停留于此,而是有更大的考虑。
这种更大的考虑,除了前文提到的要创作出一种新版画外,还在于把它作为了解历史的新资料。1934年2月11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荡然无所知……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萃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鲁迅先生收藏有5100余种历代碑刻、画像拓本,700多种汉代画像石拓本只占其中的七分之一弱,先生对这些拓本都做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和研究,并且试图由此写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虽然最终都没有完成,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传统文化研究之深。因此,鲁迅提倡的新文化,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要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一体,开辟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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