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谢杭生正式出任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长,其简历底部特别注明的“已婚,有一子”颇为亮眼。事实上,从2013年起,外交部部长助理以上的主要官员就都公布自己的婚育情况,谢杭生沿袭了其“传统”。
外交部的这一“创新”举动,不是偶然。早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履新一个月之际,新华社就连续3天播发了“中共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及图片,首次详细披露了现任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与家庭情况。这被解读为领导人新作风的展示,也备受好评。人们也由此对加强官员信息公开,有了更多期待。
领导干部家庭信息公开的意义不言而喻。一方面,家庭信息属于公职人员应该让渡的“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监督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主动向社会公开家庭信息,也利于赢得民众信任。这层背景下,中央领导人公开自己的家庭状况,释放出率先垂范的信号,而外交部的“传统”也属于对此的积极回应。
从十八大以来开展的从严治“官”看,公布各级领导干部的家庭信息属于箭在弦上的“改革”了。2014年上半年,中组部下发文件,首次明确5类重点岗位“裸官”需清理。这表明,官员的家庭状况已成为干部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要求,被选任干部任职前,相关个人信息“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这些都是制度化安排,外交部把领导婚育状况向全社会公开,这是部门层面的自觉探路。其良好的舆情反响,也成了其可借鉴价值的最好印证。
这类公开越多,对反腐越有增益。无论是从自上而下“严要求”的政治惯例,还是就从严治“官”和反腐的现实而言,让更多地方和部门承接“主动公布领导婚育”的善意,都极具意义。而制度层面,也不妨在对领导信息公开要求上更进一步,以此为更具突破性的官员信息公开做好铺垫。(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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