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
去年上映的法国影片《将来的事》这样开场:娜塔莉一家走在海滩上,遇到夏多布里昂的墓碑,碑上刻着:一位伟大的作家葬在这里,他期待只听到海和风的声音。
我现在住的房子,深夜和黎明的时候就可以“只听到海和风的声音”。海盛在一个椭圆底儿的大木盆里,木盆像不倒翁一样晃啊晃,海也跟着来回地晃荡,轰隆轰隆,刷,刷。这声音不是从海的那边传过来的,是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的。“海和风的声音”是一个厚厚的蚕茧,把人裹在里面。
有时候,除了海,还能听到火车的声音,海边有一条铁轨。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会驶过一列火车。听到远处的汽笛声我就到阳台上去,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的地方有列绿皮车喘着气开过来,浑身战栗,吐着白色的烟。到了近处的时候,发出更巨大的鸣叫,整个地面都像要颤抖起来一样。然后,哐当哐当的声音慢慢地远了,黑暗又重新完整起来。
贾樟柯《站台》里拍火车的一段特别动人。下乡走穴的文工团的卡车抛锚在荒野里,年轻人们打开录音机听《站台》:长长的站台,哦,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走我短暂的爱。
从小我就被妈妈带着坐火车。爸爸在东北的部队,如果他没有假期,寒暑假妈妈就带我过去。我妈妈如今想起那段时间就会说:每次上火车,你姥爷都交代我,丢了啥也不能丢了孩子,上厕所也得把孩子放在跟前。她想起来一次,就说一次。现在,我没有丢,我们把姥爷“丢”了。
我妈妈是个节俭的人,坐火车自己带吃的,从不在火车上买着吃。我记得有一次邻座在吃盒饭,大米饭里拌着碎肉,实在是太香了,是我在我有限的生命经验里闻到的最香的饭。我对那个饭产生了我的生命经验里最大的渴望,大到把自己都惊呆了。现在只能记住这个,当时是不是忍不住求妈妈了?妈妈是不是破例给我买了盒饭?反倒一律记不得了。
我妈妈坐汽车晕车很厉害,据说她连牛车都晕。她在县城一中读书的时候,村里的邻居大爷周末赶着牛车到城里办事,顺便把她捎回家去,她坐了一截路晕得不行,只好下来跟在牛车后面跑。每次上了火车她就说,这个多稳当,一点都不晕。可是,后来我有了弟弟、弟弟也跟着坐火车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连火车都晕。我妈妈怎么抱着哄,他都不停地哭啊哭,火车一停下来就不哭了,再开——又哭了。
我不晕车,但偶尔也会感到不舒服。有一次回程,从禹城下了车,我们在当地有个远房亲戚,接站之后带我们去饭店吃饭。那是我特别早的去饭店吃饭的记忆,说不定就是第一回。有一道菜里放了一种颜色和样子都很像木头的东西,味道特别古怪,我吃了之后忍不住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我妈妈说那叫“木兰片”,饭店里炒菜用来提鲜的。现在想想,其实就是当时北方不常见的笋。
我特别佩服我妈妈一个人把我们俩带大,工作又忙。她是怎么抱着一个、拖着一个,又提着大包小包,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去东北,我有点想象不出来。
到站的时候我爸爸早早就会在车站等着。有一次是夏天,我们下了车左看右看,我爸爸从一截车厢后面闪出来,穿着白衬衫和肥大的绿军裤,满脸都是不大好意思的笑。那是我印象里,他最高兴的时候了。
这趟火车来来回回地坐到十一岁,我爸爸转业了。和他的战友一样,他带了一堆小兴安岭的木头回来,准备做当时特别流行的组合柜:两边是衣柜,中间部分凹进去,下面是桌子,上面是书架。柜子打好了,我妈妈找了一个会画画的年轻人,让他用电烙铁在两边的衣柜上画画。那个年轻人很斯文,气质还有点特别,不大像县城里的人。我记得他站在柜子前面拿着烙铁踌躇的样子。我妈妈说,不要紧,你随便画就好呀。他说:我知道,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这块好木头。
现在,在这个南方的房子里,一个人听着“海和风”的声音的时候,反而更加意识到人是而且只能是群居动物。不管怎么意识到关系的虚幻和无意义,人活着总会需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关系中人才感受到自己是人,有人的情感和需求。人受够了文明的繁琐和虚伪,想要躲藏在“海和风”里,那也许算是一种孩子气的梦想。
海边的铁轨架在青色的大石子儿堆上,被海风和湿润的空气腐蚀得生了厚厚的铁锈。有一次我刚走到铁轨边上,就听到了远处的汽笛声。终于可以见到这列久闻却一直未曾谋面的火车啦,我屏息敛神地等待着:绿皮车庄严地开过来,刷刷刷一截截车厢从我眼前闪过,奇怪的是没有人。硬座车厢没有人,绿色的皮革座椅空空荡荡；卧铺车厢没有人,整整齐齐的枕头都放在窗口的被子上,套着白色的枕套被套,用白色的小带子固定住。
像《路边野餐》里时光倒流了一样,这长长的列车,是从我十一岁前的时光开过来的吧。真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生导师)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