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读本:科学》
编者:吴国盛
《观念读本:平等》
编者:何怀宏
《观念读本:生态》
编者:杨通进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德先生”“赛先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近期出版了一套“观念读本”丛书,以在中国流行了多年的各种观念作为关键词,比如平等、自由、市场、科学等等。说起传播最广的观念,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中学历史课本里的“德先生”、“赛先生”。一百多年来,这些从西方舶来的观念,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本期书坊周刊摘编“观念读本”主编何怀宏教授撰写的序言,让我们一起感受观念的力量。
观念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往往起着非常有力的,甚至时常是核心和引领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而中国自近代以来,首先是思想观念,其次是社会制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巨变。
追溯人类文明的历史,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就早已经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最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我们对观念的关注的确是以近代以来舶来的西方观念为主,或更准确地说,是从中西古今思想观念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西方观念。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凯恩斯作为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事物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予了如此之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思想转型和社会剧变的历史时期。凯恩斯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哪怕是无意识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取决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取决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目标,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上、经济上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上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并非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希冀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益”与“观念”也就容易混淆不清。我们一般所说的“利益”,还是多指物质和经济上的利益。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决定一切”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能有效。从更为根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万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角度,或者虽然较短但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非一切。政治常常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文化风俗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心态和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同样地,拿破仑也谈道,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观念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剧变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之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
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有时也得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要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通过少数人,尤其是行动着的少数人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指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中国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于西方开始还只是注意“利器”和“长技”,继而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从而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出洋寻求救国的新知识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千山万水相阻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因此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通过了“日译”的转手。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和“赛先生”。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今天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莫先生”(道德)、“洛先生”(法律)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20世纪的中国。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非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今天,这些观念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响亮的口号,但是,对于这些已经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或了解得足够透彻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一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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