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昱
当地时间9月25日,在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国的一片反对声中,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正式开启了独立公投。投票结果显示,有92%的选民支持独立。在民意的“加持”下,库尔德人独立问题似乎变得越发迫在眉睫起来。
如果开列一张“世界悲催民族”排行榜,库尔德人一定榜上有名。以人数论,库尔德人并不是一个小民族,而是中东地区第四大民族,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主要聚居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交界的广大地区,构成一个狭长的“库尔德斯坦”弧形地带,面积40多万平方公里。
按说,这个体量独立建国绝对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在其分布的每一个国家,库尔德人都不是主体民族,各国的主体民族均不约而同地不承认有库尔德这个民族存在,而认为其是本民族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相信中世纪阿拉伯学者提出的阿拉伯起源说,认为库尔德人源自阿拉伯部族中的一支,因各种原因在古代离开了阿拉伯半岛,迁徙到了现在的土地上,并忘记了阿拉伯母语。土耳其则认为库尔德人就是“山地土耳其人”,理由是突厥汗国时期的叶尼塞鄂尔浑碑铭证明当时的突厥人里有一个名叫“库尔德”的部落,他们西迁后“迷失在丛林中,逐渐忘记了他们的母语并落入波斯人的影响下”。而在伊朗眼里,库尔德人不过是“暂时丢掉民族传统”的“血统最纯的伊朗人”罢了。
这种周边民族都一口咬定“你是我一部分”的做法,给了库尔德人一个十分微妙的处境——当大家相处得好时,库尔德人很容易融入周边任何一个民族并获得国家认同,比如被奉为阿拉伯民族英雄的中世纪国王萨拉丁,其实就是库尔德人,但阿拉伯人并没有视萨拉丁为异类,甚至连曾血腥镇压库尔德人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其实也是萨拉丁的超级粉丝。
但是,一旦地区局势出现逆转,库尔德人这种特殊的民族身份就暴露出来。在近代以来,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而这个觉醒过程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一系列苦难叙事来完成的:1918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因一战战败走向分崩离析时,库尔德人曾迎来过一个短暂的独立窗口期——1919年的巴黎和会针对战败国签订了一系列合约,其中针对土耳其的是1920年8月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条约中规定,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如果该地区大多数居民要求独立便可独立建国。这一条约令库尔德人欢欣鼓舞,但凯末尔的出现令土耳其在关键时刻“起死回生”,《色佛尔条约》并没有被真正执行。相反,库尔德独立的可能反而让土耳其等国寝食难安,开始对境内的库尔德人进行血腥镇压。仅在1930年代,土耳其政府军就通过对其东南部山区的“清缴”屠杀了数万库尔德人。类似的情况也在伊朗、伊拉克等地发生。至此,库尔德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怪圈——越是镇压,库尔德人的独立渴望就越热烈,而越多的反抗,则会引来越多的屠戮。这种类似物理学上“自激效应”的模式,是促使库尔德独立运动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迅速做大的根本原因。所以,从本质上说,库尔德问题其实是中东长期动乱的结果。
放眼未来,很多人预测库尔德独立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周边国家的反对实在太强烈。但如前所述,眼下的库尔德人已经基于受压迫历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苦难叙事。这个模式非常接近当年以色列建国时的情况——一个民族如果依靠苦难叙事建立起了追求独立的执念,简单的外部压力是很难将其扑灭的,更有甚者,压力还会加强这种苦难叙事的说服力,使得执念更为强烈,并逐渐获得外部的同情。由是观之,眼下伊拉克、土耳其等国的反应,其实很有点抱薪救火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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