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悲哀有时候竟以喜剧收场,历史的喜怒哀乐是以历史人物的性格安排的。
王粲是建安诗文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孔融、刘祯、陈琳、阮瑀、徐幹、应瑒并称“建安七子”。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一直被历史的目光忽略,那就是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立法专家。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他从刘表辖部归附曹操,一直主持魏国典章制度的确立,用今天的话说,是曹操身边治国理政的专家型人才。只是法典不似文学著作那样可以署名,其法典专家的智慧埋没于历史的尘封。我读王粲诗赋,深深地感到他的文学成就建立在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之上,如果没有心系天下的理念就绝没有驰骋一个时代的文学情怀。王粲在文学殿堂里正襟危坐,我辈对他肃然起敬,殊不知,这样一个先师级的人物还有一个诙谐的搞笑习惯——学驴叫。王粲学得很像,得意时叫两声,失意时叫两声,叫起来与叫驴不分伯仲。
王粲少有才学,与他的家族是分不开的。他的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均位列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长史。这样的家学气氛熏陶,迅速提升着他的眼界和学识。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乱政,汉室倾覆,14岁的王粲迁居长安。听说倾朝闻名的大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也居住在这里,即去拜访。蔡邕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极善操琴,常被汉献帝请入宫中演奏,被册封为中郎将。他的女儿即创作了《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正在待客的蔡邕听说王粲登门,慌忙下榻迎接,忙乱中竟把鞋穿颠倒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倒履迎之”。在座的都不理解,一个小小少年,何致蔡大人如此失态?蔡邕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当尽与之。”蔡邕没有妄说,他家藏书万卷,虽没有悉数赠与王粲,却送给他几车。
王粲虽是三公子孙,却不是纨绔子弟,他志在治国。汉室混乱,他觉得前途渺茫,遂南下荆州投靠刘表。刘表是他的同乡,又是他祖父王畅的高足,号称“爱民养士”,这一点与王粲的志向相吻合,他是奔着“士”这一职务去的。谋士是地方政府的智库,进了这个圈子,正可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谁知刘表言行不一,取士不是以智能择优,而是以相貌取舍。王粲身材短小,相貌不扬,在荆州十六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直到建安十三年,刘表病死,曹操趁机挥师南下直取荆州,王粲说服刘表的次子刘琮归降曹操,使荆州免除了一场涂炭。
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样一位有家国大局观的政治家与驴叫联系在一起。王粲的驴吼是取乐之技还是暗讽施政?我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诗家兴比赋,那驴的一声嘶鸣,不知是抒发做驴的快意,还是被压抑的抗议?王粲的诗却写得满腔悲愤,看他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这是王粲从长安赴荆州避乱时所作。乱世思国治,国治的基本标准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可是长安不安,直到逃出来,“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他的心一直为在这场战乱中丧生的人流血。驴子在悲鸣!
可是到了荆州他大失所望,史载:刘表曾想纳他做婿,后见他相貌丑陋、身材矮小,就改变了主意,将女儿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凯,令王粲闷闷不乐。这种生活细节被记录下来,固然增加了人物的色彩,却不是人物的主色调。我想,王粲有策论之才,博学多识,岂能为攀附权贵而不乐?他的不乐更应是壮志难酬的不乐。郁闷之时,他登上当阳县的城楼,写下著名的《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他在眺望天下,天下纷争；他在寻找归乡之途,路途已经阻断；那就寻找前途,面前一片迷茫。人生最大的苦闷在于有志难酬,直到魏师压境,才被曹操重用。然而他也被迅速卷进刀光剑影的征杀中,以四十一岁的英年病死于军中。
王粲死后,最哀痛的是曹丕,“建安七子”的称号就是他封的。他率领群臣送别王粲。王粲的墓在济州任城县南五十二里,即今济宁市内。入葬后,群臣举哀,曹丕对群臣说,王粲一生好做驴叫,今即葬,各位可各学一声驴叫,算是送别!于是群臣一片驴叫。读史读到此处,我就想,那些学驴的大臣是窃笑呢,还是悲鸣?王粲的一生虽是悲剧,却是正剧。唯最后一幕却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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