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牧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三个村庄合办的北山小学就读。教过我课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李老师。
李老师几乎不笑,偶有看到过他笑的学生,会吓出一层鸡皮疙瘩。后来我才发现,李老师其实也常笑,只是他的笑与众不同。几十年后,看了赵本山的小品,我终于找到了描绘李老师笑的词儿,那就是:笑起来像哭似的。难怪有的同学议论,“看了李老师的笑,晚上会做噩梦。”
李老师教课水平很一般,却十分较真,一板一眼的,从不马虎。尤其是上课时从不晚到一分钟,倒是经常晚下课。我们把晚下课称为“拖堂”,有时,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等在教室门口了,李老师依然站在讲台上不紧不慢地坚持将他准备要讲的课讲完,或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这个那个的。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出教室,向着等候在门外的老师淡淡一笑,坦然离去。他的“拖堂”多次受到其他任课老师、学生以及家长的抗议。有一年冬天,他讲下午最后一节课,讲到天黑了还没下课,有几个担心孩子的家长提了“保险灯”找到了学校,其中一位妇女嗷嗷着一脚踹开了教室的门,冲到自己孩子的座位旁,一把拖起孩子就走,一边走一边嘟囔,“饭都凉透了,满村里都找不到你这熊孩子,没想到在这里瞎磨叽。”同学们哄堂大笑。大家本以为李老师会就此结束课程,可他依然坚持把课讲完。
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及后来到了工作岗位上,见到附近村子的同学,一谈到李老师,便会不约而同地问,“他还‘拖堂’吗?”大家便笑着说,“老样子。”
一年夏天,李老师惹上了麻烦。炎热的夏天,有调皮的学生中午不午睡,偷偷地去水库游泳。那是个危险事儿,每年都有好几个学生被淹死,可每年仍有学生千方百计去游泳。这天,午睡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有两个学生才慌慌张张跑进教室。李老师用手在他们身上一摸,就断定:“下水库了!”作为班主任,李老师用自己发明的“刑具”惩罚学生,那就是“睡扁担”:在两个水桶之间横放一根扁担,让学生在扁担上睡觉,谁掉下来就打谁的板子。结果那天其中一个学生在扁担上睡着了,扑通一下掉了下来。李老师正准备上前打板子,却发现学生的额头磕破流了血。李老师急了,带上孩子就去卫生所包扎。没想到,到了下午,这个学生的家长带着几个人闯进了学校,其中还有人带了木棒子想要打人。校长急忙打电话给派出所,同时一边和其他老师一起将李老师藏在一间办公室里,一边安抚学生家长。那次李老师总算没有被打,风波后来也平息了。大家以为此后李老师会取消自己制定的“刑罚”,可谁知,第二天李老师依然不改,又让几个下水库的学生睡了扁担。后来,我们班便再也没人敢利用午睡时间偷偷下水库了。
李老师的苦笑管住了学生,他教了一辈子书,从没有学生发生安全事故。
李老师的笑,偶尔也有灿烂的时候。那年春天,父亲早起去片区肉店买猪肉,我便跟了父亲一起去。当时猪肉五角七分钱一斤,一天就杀一头猪,卖一次肉。我们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卖肉的窗口还没有打开,但窗口外面早已经排起了长龙。有人议论着,排在后面的肯定今天买不上了。父亲排得靠后一些,在估计买不到的部分里。
突然,前面一阵骚动,窗口打开了。队伍一下子乱了套。长队变作“马蜂团”。人们喊叫着,拼命向前拥挤。掉了鞋子的、开了裤腰带的,我从后面只看到一堆屁股在扭动。那天是我外公生日,父亲需要买一块肉去祝寿。此时,我在人群中已寻不见父亲的影子。
一个熟悉的影子猛地映入我的眼帘——那不是李老师吗?他正举着一块肉从人群里挤了出来,脸上流露着幸福的笑,憨憨的,面面的,还有些许得意。这种笑,虽说也不怎么好看,但却不像在学校里让学生感到恐怖的那种笑容。他终于挤出人群,双眼紧盯着手里的一小块肉,很有成就感地欣赏着,像是看着什么宝贝。因为专注于这块肉,他甚至没有发现,腰带开了,裤子前面张开了一道大口子,露出了里面暗红色的内裤。李老师正欣赏着肉,猛一抬头,竟然看到了我,稍作惊疑,笑容立即散去,脸上变幻出一种让我看不懂的表情,像笑,但又不是笑。
我张了几次口没有说出话来,终于没有喊出“李老师”。李老师却是对着我像是点了点头,脸上显露着尴尬,还夹杂着懊恼。当时,李老师高举猪肉而笑的那一瞬,昙花般消失了。但多少年了,李老师的那一抹笑,像春天的花蕾,时常在我的心里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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