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
在社会行为中,古人通常把职业、职责、职守中应该做的事叫作正事,正事之外的活动则称为余事,如工作之余的琴棋书画、诗文歌舞、健身练功或者收藏、集邮、打牌、垂钓等。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有许多声名远播的人,其造就并非来自正事,而是正事之外的一番作为。
在我国古代,那些名气很大的书画家、文学家,其正事大多在官场。他们通过科考入仕,在为朝廷效力之余,一般都有诗文翰墨方面的雅好。在有些人那里,余事上的名气反倒盖过了正事。如,提起屈原、钟繇、顾恺之、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这些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艺术,而不是政绩。但从史书记载来看,他们都做过大小不等的官,有的还带兵打仗立过战功。创立楚辞文体的屈原,是楚怀王时期的三闾大夫；以真书冠绝于世的钟繇,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太傅；极擅人物绘画的顾恺之,在东晋曾任参军、散骑常侍等职；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在东晋官拜右将军；“楷书四大家”之一的颜真卿,曾领兵平定过叛乱,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书画自成一家的米芾,在北宋曾任校书郎、礼部员外郎。他们之所以作为文人而不是官吏长期留存于后人的记忆里,这与国人崇尚翰墨的古风、看重文化的理念有很大关系。古代人自小就要教习诗文书画,一生都与笔墨纸砚相伴,“诗书继世长”的理念源远流长。后世对历史人物文化身份、艺术造就的认同,往往超过其社会地位、政治作为。
这种正事不名余事出名的现象,在那些君临天下的一号人物身上也有表现。南唐后主李煜,政事颇为不通,短暂的政治生涯可用六个字来概括:荒唐、昏庸、屈辱,是典型的“亡国之君”,但他写出来的词却是空前绝后。宋徽宗赵佶皇帝当得不怎么样,但对吹弹笙歌、诗词曲赋无不精擅,书法绘画十分了得,所创“瘦金书”更是一绝,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帝王。其作品《临唐怀素圣母帖》,在香港以1.28亿港元成交,创中国书法拍卖世界纪录。明熹宗朱由校不擅治国,对刀锯斧凿、雕文镂花、丹青漆艺却得心应手,技巧娴熟,做起木匠活来废寝忘食,几近痴迷,被人称作“木匠皇帝”。这些封建世袭制的产儿,被推上王位多少有些情非得已。与前边提到的文学艺术大家不同,他们尽管才艺表现非凡,把余事做到了极致,但作为一国之君,置社稷民生于不顾,却因有失大德而为世人所诟病。
与上述事例相比,辛弃疾的作为则更加典型。在辛弃疾眼中,横刀立马、保家卫国才是自己的正事,至于饮酒赋诗之类的能耐,不过是闲情逸致而已。所谓“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他矢志以武立身,一生属意沙场,积极加入义军,并主动建议朝廷厉兵秣马,做好收复中原长期准备。但是,即便他把“栏杆拍遍”,也没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只好以赋诗填词来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表达杀敌报国之情。有意于正事却屡遭失意,无奈之下的余事却造就了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
人生余事亦风流的现象并非个案,因而也值得我们思索一番。人来天地间,所要经历的无非是正事与余事两端。正事是生存必需,否则衣食何来?余事是从心所欲,否则活得太累。两者若能重合,自是求之不得；若有冲突,则要权衡轻重,尽可能使正事与余事相得益彰。作为报业运营商,董桥曾坦言,“做报纸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事业。但人还是要有一份职业才行,毕竟我要养家。但读书和写作,对我来说,那是毕生的事业。”扪心自问,或留心看看身边,你就会认同董先生所言非虚,像他那样正事余事兼顾的人很多。当然,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应在干好正事的基础上发展业余爱好,否则,既对不起家庭也有负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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