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从余嘉音教授的回忆录里得知,济南后坡街上藏着那三个院落的大院子叫谦吉里。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十余年,始终没有发现它的印记,于是在心中形成一个谜。一直以来我想弄清它的第一主人是谁,这关系到对一个时期家族经济史的研究。谦吉里内的居民只说姓汪。谦吉里外的邻居不这么称呼,叫它汪家大院。显然它的第一主人姓汪。
从那本回忆录里我读到一个词,“留用人员”。嘉音教授称他的父亲余萱堂是“留用人员”。这是一个时代用语。细细想来,谦吉里的男人们哪个不是留用人员?今天读历史,赵孟頫是大宋朝的留用人员,我读出他的战战兢兢；王世祯是大明朝留用人员的后裔,我读出他的谨小慎微。当我试图从现居者口中了解汪姓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时,遇到的是三缄其口。
建国初期,谦吉里的女人们穿旗袍,只有11号院里的两个女人不穿。一位是余母,她本是农家女儿,一直保持劳作本色,永远穿一件海澄蓝大襟的布衫。另一位则是晾衣绳的主人李金莲,竟穿了一件列宁装。可别小看了这件列宁装,那是身份的标志,所有的旗袍都对列宁装毕恭毕敬,因为“列宁装”是这个大院里的街道小组长,派出所的人了解什么情况总是到她家去坐坐。说的什么?不知道。谦吉里的“吉”字掌控在这个女人嘴里,那些留用人员的妻子谁都不想从“列宁装”的口里说出自己的不是。
三十岁出头的李金莲从不与她的男人并肩行走,那个男人长她十余岁。自从我见到那个老头,就看他在11号院进进出出地忙碌。夏天夜晚,谦吉里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品茶聊天,只有他远远坐在一阶石级上,独自摇着一把扇子。他的脸老是绷着,我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高兴或悲哀。大院里的晾晒桩和晾晒绳都是他拉的,白天他们夫妻给人家洗涤被单。不知他从哪里搞来那么多需要洗涤的被单,洗干净了,挂在晾晒绳上,一阵风吹来,被单像旗帜一样飘扬。然后,李金莲就当院铺下一领苇席,把晾晒干的被单做成棉被。每到这个时候,院子里的女人们都去帮忙,几个女人坐在席子上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张家长李家短。数落着别人增进自己的友谊是坊巷里的拿手好戏。我突然发现李金莲看人从不使用正眼,她眼皮一翻,一对眼珠便滚到一侧,用侧眼瞥人一眼,随即把眼皮合上,眼光里透出阴冷。少年的我很惧怕那道阴森的目光,当我与她相遇,尊称她一声,后脊梁便阵阵发冷。李金莲是一位像夹竹桃花一般艳丽的女人,为什么有那样一道目光呢?
按李金莲和她丈夫王家轩的处境,在谦吉里算穷人。谦吉里的爷们儿不是教授、主任就是会计师,抑或是公职人员。王家轩在一家干部学校做校工,烧茶炉,跑腿,那些被单就是他取回来的,算是给家庭经济增添一点进项。当年,收入高的人总是怕穷人,对他们不招不惹、敬而远之。我从这对夫妇眼里读出对所有人的仇视。
这个家庭冷冷清清,居住在萱堂先生的后院。那个后院只此一家,比前院还清静。清静得可怕。终于在李金莲五十多岁的时候抱养了一个女婴,取名秋英。几年后,当秋英摇摇摆摆出现在大院里,我发现这个妹妹的腿是拐的。院子里的女人又窃窃私语,说,李金莲没有母性,每当秋英啼哭,就拽住孩子的小腿又拉又拽,把孩子的腿拽拐了。这让人难以置信。我一直质疑女人们的窃窃私语,然而一件发生在身边的事让我无语。
街上有一位姓吴的胖老头,长得格外喜庆,笑起来像尊弥勒佛。他似乎永远没有事做,总在街头站着。我们上学从他身边走过,放学他还站在那里。他不因为我们是小学生而轻视我们,总是和蔼地与我们说笑。吴老伯不必上班,手里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余萱堂先生对他很尊重,见了面老远就跳下自行车,推着自行车走到他面前,问候一番。“文革”爆发,红卫兵突然揪斗了吴老伯夫妇,在那所庭院的影壁前,老两口面壁而立。红卫兵们则在屋里翻箱倒柜搜查反动证据。就在这当口,王家轩溜到吴老伯面前,说,老吴,借给我点钱!惊慌失措的吴老伯只求破财免灾,急忙掏着腰包,嘴里连声说着:有有有。
光天化日之下,敲了人家一竹杠。我一直关心着那笔钱姓王的还没还。父亲说,那个当口借钱,无异于拦路抢劫。
多年后,我向嘉音教授求证。他说:吴老伯是齐鲁神学院院长,曾是家父的导师。他有钱,他的女儿在洛杉矶做医生,隔三差五就把美元汇过来。看来这位王家轩对吴家门儿清。
我就问,王家轩究竟是什么人?嘉音教授告诉我,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兵痞,而他那位如花似玉的李金莲则是那支败军一个营长的太太,丈夫在济南战役中战死,她就跟了这个勤务兵。
我不禁长叹一声,服装好换,本性难改!
大拆迁让谦吉里的人各奔东西,没有了音讯。一个偶然的机遇,听说秋英先是下岗,后是婚变,她的男人背叛了她。一时想不开,她竟寻了短见。这是三十年后的事了。这个妹子一生没有得到过人间的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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