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
有位读者特别喜欢某作家的小说,每每捧读都很敬佩。可当她有幸参加过一次见面会,与作家相处并交流过后,顿觉大失所望,感觉此人品性与其作品情趣相距甚远,发誓再也不看他的作品了。
人们对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特别是当他们成名之后,期望值就更高了。或以为文笔大气的作家,其人也必仗义豪爽；或以为文笔儒雅的作品,其人也必风流潇洒。这位读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落差,原因正在于此。
南朝梁萧纲,皇帝做得很憋屈,但于文学颇有建树。他认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当然,这里所说的“放荡”,是指无拘无束。鲁迅对萧纲的主张深以为然,批注说:“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
其实,“文章且须放荡”这件事,在帝王之家或泥古不化的文人圈中可能不被认可,但在自成一家风骨的文人那里却早已不在话下了。特别是在那些惊世骇俗的骚人墨客笔下,潇洒自如的篇章比比皆是。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萧纲讲的是两句话,且“立身先须谨重”在前,“文章且须放荡”在后。就是说,做人是第一位的,放荡不得。
自古以来争议较大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为文与立身的关系,或者说文品与人品的关系。所以说“以文观人,自古所难”,是因为文品与人品很难相提并论。文笔奇崛的人,不一定个性张扬；性情恬淡的人,文风或许泼辣；才华横溢的人,行为可能荒唐；一代文宗,不见得冰清玉洁。
翻开世界文化艺术史你会发现,在那些不朽作品背后的文化巨匠,也不全然是圣人君子。他们的思想理念、品格节操、行为方式,或有逆于正统,或有异于世俗,或有悖于伦常,为时世所不容。若干年后,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人们对前世文人的评价就宽松多了。尽管在一些学术专著中对他们的评价仍然存有较大争议,但在教材课本中,在普通读者中,人们主要依据其传世作品和文化成就说话,至于其人品如何,也就不大关心、不大计较了。文如其人也好,人不如文也好,那都是过去时,只要他的辞章文采斐然,就会拿来捧读。后人并不以温庭筠科场作弊、李白醉怀胡姬、元稹有负薛涛、杜牧狎妓宴游之类丑闻八卦而厌弃他们的杰作。
作为一个概念化的群体,有影响力的文人众多,但良莠不齐的现象在所难免,瑕瑜互见的情形并非个案。瑕不掩瑜者倒也好说,最难评判的是那些德才相悖的文人。他们或被称作才胜于德,或被称作德逊于才,说白了就是文品上佳,人品较差。对这部分文人的考察评价,历来存在诸多分歧,至今也无定论。人们对文人的评价,往往会受当代价值观所左右,而价值标准和道德尺度并非一成不变、万世不易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有所调整。
古今中外有造就的名流大家,通常是那些荷尔蒙较旺的人。荷尔蒙旺盛,既能焕发他们特立独行成大事的激情,也可能促使他们做傻事。文人也是人,他们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也会因七情六欲而犯傻,就像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一样,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过失。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写到唐伯虎时,曾感叹说:“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诚哉斯言,若非信马由缰,焉能游目骋怀；惟有百花齐放,方成锦绣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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