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览非纸书的汉字之美 　　贾湖遗址的契刻甲骨、妇好墓中的四足觥、新蔡葛陵楚简、武则天金简……日前,由南京市博物总馆承办,汇集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13家文博机构的“非纸书文物特展”在线上如约而至。本次云展览精选近150件展品,集合13家文博单位的馆藏资源,发掘的重要非纸类文字载体,呈现纸张之外中国古代丰富多元的汉字载体。来,咱们一起“漫步云端”,一览非纸书上的汉字之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青铜时代
铭刻的记忆
　　虽然隔着千里之遥,但展览打破时空,让人坐在家里就能享受云端3D“文化盛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手机上进入云上展厅,很快就被琳琅满目、底蕴厚重的文物所吸引。此次云展览文物分甲骨、陶瓷、铜器、竹木、石刻、织物等类型,从不同侧面向观众展示古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
　　展览中,距今9000年—7800年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件龟甲引人注目,龟甲上有一个刻画的眼形符号,与几千年后商代殷墟出土甲骨契刻的“目”字十分相似。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共17例,个别符号与后世的甲骨文有相似的地方。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高邮陶文,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距今已经4000余年,比甲骨文还要早1000年。在陶片内壁有八个刻画符号,纵向两行,每行四个,左行四个符号相对规整,类似文字,右行四个符号类似动物图形。
　　资料显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等文物上,有许多用尖状器刻画的原始符号,考古学界将之称为“刻画符号”。这些用几何线条勾勒出的符号,严格意义上尚不能算作文字,它们的性质、功能以及与汉字起源之间的关系也众说纷纭,但其大量的发现无疑为中华大地上的文字初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大家都知道甲骨文,南京博物院馆展出了“西方学者甲骨研究第一人”明义士收藏的牛骨残片,骨面刻字。卜辞为占卜祈雨内容,分别为丁未卜和已酉卜两段内容,两段内容各自贞人不同,书风差异也很大。同一片卜骨上,共存两位贞人为同一事所占风格不同的卜辞,两种书风交相辉映,非常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明义士与济南颇有渊源。1932年,明义士被齐鲁大学聘为国学研究所考古学教授。他把自己在河南收藏的甲骨分装在几辆马车中全部运到济南,明义士一家五口居住的花园洋房,就在南新街56号,与老舍在济南的四合院相邻,既是同事又是邻居。
　　神秘瑰丽的青铜器是铭刻文字的重要载体。1976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一件精美的后母辛四足觥。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有历史记录的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妇好多次受命征战沙场,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
　　觥是一种造型特殊的盛酒器,也是祭祀时的礼器。此器形制奇特,前部为牛形立兽,后部为鸟形,四足,前两足为兽蹄,后两足为鸟爪。通体满饰细腻精美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后母辛”铭文。“后母”是对商王后的尊称,“辛”为武丁妻子妇好的庙号,此器应为妇好死后子辈为其所制。　　　　　　　展览中还有首都博物馆所藏西周时期的班簋,簋是祭祀时盛放食物的器皿,也是重要的礼器。这件簋器形制独特,腹部四耳饰有兽首,下接象鼻形足将器身悬起,这在簋器中非常少见。器内底铭文20行,共计197字,其大意是:周王任命毛伯为毛公,并派遣其率军征伐东国,三年后东国平靖,毛公班师回捷。毛班随军有功,受到赏赐,做此器为纪念,希冀子孙世代珍藏。这段铭文涉及穆王时代征伐东国的史实,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对西周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南京市博物馆春秋时期的曾子义行簠也与观众在网上见面了,簠是一种食器,在祭祀和宴飨中用来盛装谷物蒸成的干饭,广泛流行于春秋早期。这件簠的器盖和器身内均铸铭文15字,内容大致相同。
　　簠的主人“曾子义行”为曾国贵族。曾国是位于今湖北西北部随州、枣阳一代的古国,为姬姓。这件铜簠属于典型的“楚式器”,却出土于南京市六合区程桥一座春秋时代吴国贵族墓中,为研究吴文化、吴国疆域以及吴国与他国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居延汉简
见证边塞烽烟
　　汉字的形体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每一个演变过程,都深受器物载体的影响,不同载体也会呈现不同的汉字之美。战国时期的楚简,其文字具有商周金文大篆向秦汉隶书转折期的风格。
　　新蔡葛陵楚简是1994年出土于河南新蔡葛陵故城楚墓的一批墨书竹简,这批竹简珍藏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其内容是以楚国文字书写的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赗书,数量达1500余枚。文字一般书于竹黄一面,绝大多数单面书写。墨迹清晰,由多人书写而成,字距不一。文字内容丰富,一类为卜筮祭祷记录,以求问病情为主,简文由前辞、命辞、占辞等组成,另一类为遣策。
　　新蔡楚简对研究楚国历史、思想信仰、医学史与楚文字的字体和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学资料。由于这批楚简出土于淮河流域,对研究楚国腹地和东部疆土之间在卜筮、祭祷等礼制风俗方面的异同具有重要的证史与补史意义。
　　南京博物院馆藏文物汉居延木简上有“甲渠官”三个字,这批竹简1913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甲渠”是地名,甲渠官是官职,木简只有甲渠官三字,大概是通行证一类的物件。
　　汉武帝时,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纵览居延汉简,内容涉及面很广,有记载政策汉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书及侯官组织、有追捕逃犯的通缉令、有边境备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甚至有吏民之间的买卖合同和借贷契约,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药方、《卷颉篇》等等,堪称“居延大百科”。
金简
武则天遗留的唯一文物
　　许多人听说过砖灶、陶灶,但没听说过金灶,西安博物院这件东汉金灶(高1.2厘米、长3厘米、宽1.7厘米)在西安未央区卢家口村出土,让人大开眼界。
　　这件灶由灶门、灶膛、灶台、釜和烟囱组成,灶台上的釜中盛满粟米,粒粒分明。灶底有用金丝焊接成的篆书祈福铭文“日利”二字,其意与汉代的瓦当、扑满、吉语印上常见的“日利千金”“日入千万”等意思相近。
　　汉代有“视死如生”的丧葬理念,厚葬之风盛行,汉墓中常见以陶质或铜质的模型器作随葬品,金灶极为少见。这件金灶器型小巧精致,长不盈寸,但结构完整,部件一应俱全。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金灶底部还有“宜子孙”“宜子”等吉语。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武则天金简1982年出土于中岳嵩山峻极峰,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金简,更是迄今发现的武则天遗留的唯一一件与她本人有关的可移动文物,堪称稀世珍宝。
　　这是武则天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七月七日来嵩山祈福,遣道士胡超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金简呈长方形,正面镌刻双钩楷书铭文3行63字,遒美健秀的小楷,刻工高超,线条虚实结合,笔意表达得很到位。
“符节印玺,
所以示其信也”
　　古代玺印、符牌普遍刻有文字,以作昭示权力和质证取信之用,“符节印玺,所以示其信也。”其制作材料种类多样,有金属、玉石、象牙和兽角等。玺印最早作为模印工具出现,后成为历代王朝权威的象征,是各级官员行使权力的信用凭证,也是古人社会交往的信物。
　　西安博物院珍藏的秦代封泥就是古代用印的遗存,这两枚封泥保存完好,封泥下皆遗留有麻绳痕迹。这组封泥在西安未央区汉城乡相家巷村出土,泥面上分别戳印阳文“内官丞印”与“郎中丞印”,是秦代中央官署的官员印记。封泥常用于封存竹木简牍的公文或书信。在成捆包扎好的简牍外加一检木(挖有方槽的木片),用绳索捆缚,于检木处系结并封以软泥,再用印章在泥上按压出印文,经干燥硬化,即成封泥。如此往来文书可以防止私拆,起到保密作用。除简牍外,封泥也用来封缄盛物的器皿等。汉代以后,纸张逐渐替代简牍,用印之法便由封泥封缄转变为印。
　　西晋时,匈奴首领归顺的“晋归义胡王”金印(通高2.6厘米,边长2.3厘米)现珍藏于洛阳博物馆。金质,印呈方形,钮作驼形。印面阴刻篆书“晋归义胡王”。印文布局严整稳重,字迹规正刚健,造型古朴简练。
　　归义,即归附、降顺。胡,是古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中亚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汉晋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军事行动或安抚手段瓦解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一些少数民族部族首领选择归附中原王朝。西晋匈奴归义发生于晋武帝时,此印初获于甘肃,印文所指“胡王”应为晋帝所封居于凉州的匈奴首领。印钮作驼形,这是传袭汉代以来分封赏印少数民族首领多以驼、羊为钮的旧例。该印不仅是研究古代篆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西晋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实物。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传承的根本。传说远古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体现出文字的重要性。在纸发明之前,中华先民将文字凿刻于甲骨,铸镂于金石,书写于竹帛。汉代以后,纸逐渐成为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但“非纸书”仍广泛应用于印玺、碑刻、陶瓷、钱币等上,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纸书”承载着中国悠久的文字书写传统,见证了汉字历经“甲金篆隶楷草行”的书体演变过程,其字里行间蕴藏的丰富信息,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实证。
　　“非纸书”可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有时还可以纠正其错误,帮助判明其年代、制作者、所有者、所在地、用途和目的等。从书法的角度来说,“非纸书”也是重要的书法艺术资源。沿着民族文化的根脉,“非纸书”引领观众探讨和追溯尘封的文字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