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下旬,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名义,踏上了赴山西考察的旅途。
　　这是他们从事中国古建筑考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山西之行。梁、林夫妇在古建筑考察领域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应归于山西的古建筑实物。也正是这次意义非凡的旅行,迎来了他们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

　　□岳南

陈年旧梦
　　此前,作为受过中西文化教育与专业学术训练,且成名甚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在对古建筑学领域的绝世之作《营造法式》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而大唐时代作为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建筑风格不但具有自身独到的特色,并负载着中华民族建筑文化血脉转承启合的关键性使命,如能亲眼目睹唐代的建筑遗存,是任何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者都心驰神往、梦寐以求的。于是,寻找一座存留于人间的唐代木框架建筑,就成为这对年轻夫妇久悬于心的最为辉煌的一个梦。
　　从1932年开始,服务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氏夫妇和莫宗江、刘致平等同事,几乎考察了华北和中原所有可能遗存古建筑的地区,获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但年代最古老的建筑只是辽、宋时代的蓟县独乐寺与应县木塔,唐代建筑的踪影始终没有显现,这不免令他们感到些许遗憾和淡淡的怅惘。难道偌大个中国就没有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物遗存于世了吗?
　　就在他们怀揣着梦想与疑问,风餐露宿、四处奔波,所得结果又迟迟冲不破辽、宋这段狭窄的历史隧道时,有几位号称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不无得意地放言道:在中国已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了,要想看唐制木构建筑,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那里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完美的唐代作品。这个狂妄的臆断竟得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许多古建筑学权威的认可。
　　然而,正一步一个脚印在北国大地上行走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依然坚守着积聚在心中那个诱人的陈年旧梦,丝毫未放弃追寻唐代木构建筑的信念。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望见了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桃花源。
　　这束光亮源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中国西部考察后,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伯希和在书中披露了敦煌莫高窟第六十一号洞窟中的两张唐代壁画。这两张壁画不仅描绘了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还指出了每座庙宇的名字,其中一处名为佛光寺的古代庙宇尤为引人注目。梁思成、林徽因在对这两幅壁画做了精心研究后,突然迸发出灵感的火花,神情为之大振,当即发出“天不欺我,佛祖佑我”之慨叹。按照这道光亮的指引,他们很快于北平图书馆查阅了《清凉山(五台山)志》和《佛祖统计》等相关志书,从这些珍贵的史料中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据史料披露,佛光寺号称五百里清凉山山脉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首建于北魏时期,唐武宗灭佛之时,佛光寺被毁,12年后,随着李唐王朝对佛教政策的改变,逃亡在外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卷土重来,再度募资重建,并恢复了原有的规模,从此该寺作为五台山最具影响的大寺之一,伴着绵延不绝的香火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寻梦之旅
　　五台山是由五座山峰环抱起来的蜿蜒曲折的山脉,当中是一个小盆地,有一个著名的古镇叫台怀。五峰以内统称“台内”,以外称“台外”。台怀是五台山的中心,四周寺刹林立,香火极盛,其中许多金碧辉煌的用来吸引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的官宦富贾布施重修的。“千余年来所谓‘文殊菩萨道场的地方’,竟然很少有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从史料中所示地理位置可以看到,佛光寺并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台怀这一地区,而是地处台南之外。由于这个位置离世之瞩目、万人踏访的所谓“名胜”中心相对较远,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祈福进香的信徒较少,寺僧贫穷,没有钱财和力量来反复装修倒腾,各种世俗权势又多不关心,反而有利于原物的长久保存。也就是
　　说,这座千年古刹保存至今或许是可能的。鉴于这样一种经验和科学推理,梁、林夫妇在向中国营造学社报告后,会同莫宗江、纪玉堂两位助手,于这年6月下旬的炎酷夏季,开始了注定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留下光辉一页、颇具神奇意境的大唐古迹发现之旅。
　　梁思成一行四人带着野外考察的必备仪器和生活用品,由北平坐火车来到山西太原,于当地政府部门办完一切考察手续后,由太原折向北行,先乘汽车走了128公里,因前方道路崎岖、泥泞遍布,便弃车换骑驮驴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一路左摇右晃地向五台山进发。第二天黄昏时分,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东北约五公里的地方。此时,夏日的太阳正从不远处的山巅渐渐沉没,在夕阳的光照里,前方一处殿宇正沐浴着晚霞的余晖,以恢弘的气度和卓尔不群的雄姿风采,傲然屹立于苍山翠海之中,似在向几位虔诚的造访者频频召唤——梁思成、林徽因朝思暮想的佛光寺神奇地展现在了眼前。
美梦成真
　　从外部轮廓看去,寺院建立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周围有30余棵古老的松树掩映其间。或许由于年代久远和香客稀少而长年被冷落的缘故,整座寺院散发着一股破败与荒凉的气息。但院当中那座高耸的大殿,仍具有雄伟的身姿和磅礴的气势,并以历尽风雨沧桑而泰然自若的文化神韵与辉煌气度,令几位瞻仰者的心灵为之震撼。
　　寺院只有一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年幼的哑巴弟子守护,待说明来意,那饱含历史文化血脉的厚重斑驳的大门随着“咯咯”的声响开启了。在晚霞的余晖中,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鱼贯而入,瞻仰左右,惊喜异常。只见正殿分为七间,昏暗中显得格外辉煌壮观而富有气势。在一个偌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侍者环之而立,形成了一座众仙之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女子。询问老僧,对之曰,此女子乃大唐篡位的则天武后。经过对塑像面貌特征及相关物件的初步观察,梁、林夫妇断定面前景物应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假如这群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大殿必定也是原来的唐代建构,因为要重修殿宇必定会使里面的一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个推论令几位造访者欣喜若狂。
　　经过了一个未眠之夜,第二天,梁、林夫妇以极度的兴奋虔诚之情,率助手来到寺院开始仔细考察。从大殿主体及四周附设对象的斗、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等观察分析,无论是单项还是总体建筑,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的特征。尤为令人惊喜的是,当梁思成、莫宗江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意外地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使用的是建筑学上称作双“主椽”的构件,并未使用所谓的“玉柱”,心中颇为惊异,隐约感到了什么,因为如此做法在之前的五年考察中从未发现,且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偶有披露。此种方式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而这种不同,则意味着其建造年限比宋、辽时代更为久远。
　　由于整个寺院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长久败落和荒凉,大殿的“阁楼”里伏卧着几千只蝙蝠。而在大小梁柱的四周,则爬满了千万只数不清的专靠吸食蝙蝠血为生的臭虫。梁思成、林徽因连同莫、纪两位助手,已顾不得这极具刺激性的奇特景观,各自从背包里摸出一个厚厚的大口罩掩盖口鼻,在阴暗难耐的秽气中轮番测量、画图,并用带闪光灯的照相机拍照。
　　在佛光寺连续做了几天的清理、测量工作后,林徽因发现殿内有四架梁檩的底部隐约有墨迹显露,只是字迹仍被尘土掩盖,而梁底离地面有两丈多高,殿内光线极其昏暗,梁檩上的文字难以辨认。四人聚在一起仰头审视了许久,凭各自的目力所及,揣测再三,才认出一两个零星的官职,但尚不能辨别人名。令梁思成和莫、纪两位助手意想不到的是,向来患远视症的林徽因突然似得神助,冥冥中有一种奇妙的感应使她对准一个略显特殊的地方望了过去,随着一道从外部天空穿透而来的亮光显现,林徽因蓦地从灰尘中发现了“女弟子宁公遇”这个对破译历史密码极其重要的名字。
　　为了检验自己的发现是否正确,林徽因又详细检查了此前在阶前石幢上发现的文字。幢上除明确地写有官职者外,竟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墨迹字样,此名又称为“佛殿主”,位列诸尼之前。石幢上刻写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两相对照,众人方知这座大殿的施主乃一位叫宁公遇的女子,而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其名字经过一千余年的世事沉浮、风尘剥蚀,在湮没日久的历史深处重新被发现并发出了它的灵光。
　　为求得大殿梁檩题字的全文,梁思成请寺内老僧到山下的乡村去募工搭架,以便将四周的土朱洗脱,弄清究竟。由于当地村僻人稀,老和尚去了近一整天,仅得老农两人。根据现有条件,众人一齐动手,反复筹划、嫁接、安置,又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方才支起一座可以工作的脚手架。早已急不可待的林徽因第一个爬了上去,下面的梁思成和莫宗江等人将布单撕开浸水,传递给上面的林徽因做擦洗之用。令林徽因大为苦恼的是,把土朱擦掉,梁檩着水后墨迹骤然显出,但尚未来得及看个明白,水又很快被吸干,墨色随之褪去,字迹遂不可见。如此这般上下左右折腾了大半天,才完成了两道梁檩字迹的辨识工作。又费了三天时间,经几个人轮番上阵,才算断断续续地洗去尘土,读完并记录了题字原文。从字体的风格看去,大唐风韵甚健,这当是证明该寺为唐构建筑的又一无可置疑的铁证。
　　只有到了此时,梁思成、林徽因才突然顿悟,第一天进寺庙大殿时看到的那个身着便装、极具谦恭地坐在佛坛一端的女子塑像,并非如寺内老僧言称的是篡夺李唐王朝大位的“则天武后”,而应是梁檩和经幢的共同文字记录中具有大恩大德的施主——宁公遇夫人。至此,一个湮没日久而遭讹传的历史之谜霍然解开。
　　既然佛殿施主宁公遇夫人之名被写在大殿的梁上,同时又刻在经石幢上,依此推理,石幢之建造年代应当与大殿同时期。即使不是同年兴建,幢之建立亦应在大殿完工之时。佛光寺的建造年代由此可顺之推演而出。也就是说,大殿当建成于晚唐的公元857年。这个时代,不但比此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独乐寺早127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已搜寻到的年代最为久远、唯一的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为此,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慨言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在佛光寺的同一座大殿里,还发现了李唐王朝的塑像30余尊,壁画一幅,另外还有几幅宋代的绘画及其他小型的建筑。唐代的书、画、塑、建,四种艺术集于一处、荟萃一殿,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仅此一例。这一连串交相辉映的唐代遗存,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唐代文化艺术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更因为佛光寺正殿建于公元857年,与敦煌洞窟中大多数的净土变相属于同一时代,把它与壁画中所描画的建筑对照,可以知道画中的建筑物是忠实的描写,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得以证明壁画作品之重要和可靠的程度。同时,佛光寺正殿之前,左有三重宝塔,右有重楼的建构格局,绝大多数与敦煌六十一窟“五台山图”中的六十余处伽蓝具有同样的配置。这种建构格局与营造法式,与日本奈良法隆寺(公元7世纪)的平面配置极其相似。此前,日本的建筑史学家认为这种配置是南朝的特征,非北方所有,佛光寺的发现,令梁、林夫妇找到了强有力的反证——这种配置在中国北方也同样使用。面对这巍然屹立于中国大地上气势宏阔、风采盖世绝伦的大唐历史建筑殿堂,不仅令那些所谓“要看唐代建筑需到大日本帝国奈良或京都去”的妄言不攻自破,也让那些随声附和的东洋或西洋的所谓专家大师,不得不闭上极具偏见并颇有些“不怀好意”的嘴巴。
　　待他们离开五台山来到山脚下豆村一家鸡毛小店住下,正为此次神奇的发现和成功考察而沉睡在甜美的梦乡之中时,夜里,枪响了——在卢沟桥。梁林夫妇自此踏上了流亡的途程。(本文节选自著名作家岳南最新出版的《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那个时代》一书,有删节,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