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范的蚕宝宝,追溯锦绣霓裳之源 　　记者　张向阳

　　日前,山西运城上郭遗址出土了一枚距今至少5200年的石雕蚕蛹,它长2.8厘米,最大腹径1.2厘米。考古发现,五六千年前的史前遗址时常出土各种材质的“蚕宝宝”,这不但体现了共同的桑蚕信仰,也表明农桑文明已经形成；与之相呼应的是,在多处仰韶遗址发现了丝绸；对贾湖遗址检测发现,8500年前河南人或会养蚕织绸……从中原到江南,都是丝绸的故乡。
蚕的形象贯穿几千年历史
　　在几千年前的石器时代,将坚硬的玉、石头、兽牙雕刻成蚕并非易事。如果认为古人费时费力雕刻这些蚕宝宝只是为了装饰或者追求“文艺范儿”,那就错了。这些艺术品是人们膜拜供奉的图腾形象,是神化的“蚕神”。这些文物足以说明,古人对蚕的崇拜由来已久。
　　蚕在古代不但被视为神灵的化身,甚至有学者认为蚕就是龙的原形。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博物馆馆藏一件青玉驮鸟蚕身龙首玉,此外在诸多先秦墓葬中也出土过蚕身玉龙,这都是先秦思想中“蚕为龙精”观念的体现。这种观念形成的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像四川盐亭的“耍蚕龙”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受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千百年来流传着很多有关嫘祖始蚕、伏羲化蚕、蚕丛教蚕等蚕神信仰神话传说,先人认为蚕神主宰着桑蚕丰收,祭祀并加以崇拜,祈求保佑风调雨顺、桑蚕丰收。古人从化蚕成茧、破茧成虫的生命形态变化,联想到了生命的升华与永生,产生了再生信仰。
　　主持过双槐树、青台、汪沟等重要遗址发掘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认为,中国人对丝绸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和文化信仰的高度,“蚕的一生就是人期望的一生,破茧成蝶、生生不息,加上蚕丝在质量方面不可忽略的优越性,丝绸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产业化的发展过程”。
　　桑蚕生产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老的先民不但对蚕的变化过程感到惊奇,而且对桑树、桑林产生了崇拜。先秦时期有许多关于“桑林”的文化现象,如成汤祷雨于桑林、伊尹生于空桑等。
　　中国丝绸博物馆原馆长赵丰认为,先民认为桑林是一片神圣之地,桑林中特别容易与上天沟通,所以求子、求雨等重大活动均在桑林进行,把这里看作天地间沟通的途径之一。在认识蚕蛾为通天之物的同时,人们也认识到蚕茧是蛹羽化的基础,茧丝服用的最初目的是利于人与上天的沟通,因此,在古人看来,作茧自缚并不一定是坏事,而是灵魂升天的必由之路。
　　由此可见,对蚕神的崇拜中除了对桑蚕丰收的渴盼,还包含着古人追求的死而复生、生生不息、羽化成仙等信仰观念。古人还认为,蚕是一种通天的动物,把蚕视做天物,进而当作神物崇拜。这些从新石器时代就出现的石、玉、兽牙等材质制作的蚕宝宝,是它们进入信仰系统的早期证据。
　　可以推想,除了“羽化登仙”的神化象征意义,当时养蚕业应该已经普及,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蚕宝宝被视为图腾
　　据上郭遗址考古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介绍,早在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带队在距离上郭遗址十余公里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现了“半个蚕茧”(一般认为有5500年左右的历史)；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芮城县西王村发现一件仰韶晚期的“蛹形陶饰”；近年来,又相继在夏县师村遗址发掘出土了5枚石雕蚕蛹和一枚陶制蚕蛹(距今约6000年)。他认为,目前运城发现的多个蚕茧、蚕蛹传承有序,说明山西南部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石雕蚕蛹的发现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国是“丝绸之国”和桑蚕文明的发源地,考古出土的蚕的艺术形象非常丰富,从华北到长江流域的广袤地区,都发现了与蚕有关的考古印记,如蚕纹、陶蚕蛹、牙雕蚕、玉石蚕、铜蚕、金蚕等,贯穿了几千年的历史。
　　在7300年前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中已发现蚕的形象刻画符号；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了6000多年前刻有4条蚕纹的牙雕及纺织工具；辽宁沙锅屯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大理石蚕形饰,距今5500年；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正定南杨庄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具陶蚕蛹,1983年,经北京大学实验室C14测定,陶蚕蛹距今(5400±70)年。此外,考古人员还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4件玉蚕和1件石蚕。
　　2016年,在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蚕一件,这件牙雕用野猪獠牙雕成,呈乳黄色半透明状,头尾翘起,像桑蚕吐丝时的动作,是一件具有较强写实风格的家蚕艺术品。
　　此外,在考古中还出土了大量历代的铜蚕、金蚕、琥珀蚕等,极大丰富了蚕丝文化。
养蚕之前须杀牛祭祀
　　在古代,历朝统治者都对祭祀蚕神活动很重视。
　　有记载的蚕神祭祀,最早可溯至殷商。商代对养蚕业极为重视,甲骨文卜辞上有“牢,五牢。蚕示三牢,八月”的字样,“牢”是指古代祭祀用的牲畜,在殷代多用牛。这里的意思是以“三牢”(牛、羊、猪)的礼节,在八月祭祀蚕神。祖庚、祖甲时卜辞中还有:“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这是祖庚或祖甲时某年十三月某日占卜祭元示上甲用五牛,祭蚕示用三牛的卜辞。把蚕神与上甲并祭,可见当时对蚕神崇拜的程度。
　　由此可知,养蚕并非一般的生产劳动,而是与原始信仰、繁殖生育等重大事件紧密相连的,与神明相关联。
　　到了周代,《周礼·天官·内宰》记“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说的是贵族们春天要在北郊举行祭蚕仪式。此后历朝历代皇宫内都设有先蚕坛,供皇后亲蚕时祭祀用。每当养蚕之前,须杀一头牛祭祀蚕神嫘祖,祭祀仪式十分隆重。在古代北京,曾经有先蚕坛多处。
　　作为传说中的司蚕桑之神,蚕神究竟是谁却没有定论。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众多的蚕神,其姓名、来历有不同的说法。
　　在中原,公认嫘祖为“先蚕娘娘”,也是公认的“丝绸之母”；在古蜀国,蚕丛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蚕神,被誉为栽桑养蚕的始祖。民间传说之蚕神有蚕女、马头娘、马明王、马明菩萨、蚕花娘娘、蚕丝仙姑、蚕三姑、蚕皇老太、青衣神等多种称呼。
　　蚕跟马差别甚大,古人为什么要把这两种动物相提并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星宿传说中,古人称房星、房宿为“天驷”,主马。而天驷又是蚕神的星宿,跟马是同一星宿,所以天驷不但与马有关,而且还是蚕祖。
　　对蚕神的崇拜在民俗中延续数千年。在江南蚕桑民俗中,传说小满是蚕神的诞辰,因为这时春蚕已经不吃桑叶,开始吐丝结茧。《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煮茧。”为祈求有蚕桑好收成,江南很多蚕户家家过“祈蚕节”；五月端午,“谢蚕会”上酬谢蚕神。在浙江海宁、桐乡等地,每年清明节前后或收茧后,必演蚕花戏祭神,蚕户还要到庙会上去请蚕猫,以驱鼠避害。在北方,像山西南部也保留着蚕神信仰与蚕桑习俗文化。

8500年前河南人或会养蚕织绸
　　丝的起源自然和桑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考古人员在河南的双槐树、青台、汪沟、楚湾等4处遗址都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丝绸。这些丝绸上多数保留有清晰的经纬结构,这是目前全国发现丝绸实物中时代最早的,也是最为集中的,这说明50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农桑文明已经形成。
　　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织品经过测定距今约5630年,它出自瓮棺葬之中。考古人员对荥阳汪沟遗址瓮棺内提取的碳化织物的纤维材质和组织结构进行鉴定,发现距今5500年左右,它与青台遗址出土的织物属于同类丝织物。研究发现,这些丝绸在制作中已使用了原始脱胶技法,有的已运用绞经结构,即绫罗绸缎中的“罗”——由平行排列的纬纱和相互扭绞的经纱交织而成。青台遗址发现的罗还染了色,被称为绛色罗,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彩色丝织品。
　　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4000多年)发现了丝织物的痕迹,在其中出土了绢片、家蚕丝带、丝线等。绢片系平纹绢片,根据学者研究是生丝所织。此外,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丝绸残留物。有学者认为,“蜀”字的构造就与蚕关系密切。
　　2021年,吉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的学者进行合作,对夏县师村遗址的土壤做了孢粉分析。研究人员在土壤中发现了一定比例的桑科花粉,这成为蚕能够生存的重要条件。专家推测,距今6000年以前黄河中游的先民们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龚德才教授的研究团队,在对河南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7500年前)的人类遗骸腹部土壤样品检测中,发现了蚕丝蛋白的残留物。结合遗址中发现的编织工具和骨针综合分析,当时的贾湖居民可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艺,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这意味着在8500年前河南人或会养蚕织绸。
　　从中原到江南,丝绸作为一个共同的文化要素,表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腰机,最古老的纺织器具
　　“织梭光景去如飞,兰房夜永愁无寐。”可是,在石器时代,先民是用什么织具和技术将“千丝万缕相萦系”的丝线织成锦绣霓裳的?
　　最早的织机是席地而坐的“踞织机”,又叫腰机,是世界上最古老、构造最简单的织机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原始腰机的主要构件有:前后两根横木,相当于现代织机上的卷布轴和经轴。它们之间没有固定距离的支架,而是以人体来代替支架,用腰带缚在织造者的腰上；另有一把打纬刀、一个杼子、一根较粗的分经棍与一根较细的综杆。腰机织造最重要的成就是采用了提综杆、分经棍和打纬刀。织造时,织工席地而坐,依靠两脚的位置及腰脊来控制经丝的张力。
　　考古人员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浙江跨湖桥遗址中发现了水平踞织机的痕迹,在该遗址中也出土了骨刀、木刀、木杆、梭子等织布工具,遗址还出土了陶纺轮、线轮等纺织工具。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在距今7000至8000年前,跨湖桥人已能用水平式踞织机——腰机进行原始纺织。而在河南贾湖遗址,也出土了一大批纺织工具,如纺轮、骨针、缠线板等,许多陶器上还发现有网纹和绳纹等,这些纺织器具则把纺织技术推进到约9000年前。
　　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纺轮、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和骨刀、绕线棒等纺织工具,这是7000年前已有原始织机的佐证。其中一批腰机零部件,与以前云南、广东等地民间使用的腰机部件非常相似,其中一件木刀,长430毫米,背部平直,刃部较薄,呈圆弧形,应是打纬刀。另有18根大小不等的硬木圆棒,长的有40厘米,推测是经纬杆、综杆之类的部件。
　　此后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江西贵溪春秋战国墓群中都出土了一些腰机的零部件。在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的纺织贮贝器盖上铸造了一组女子席地而织的形象,类似的纺织场面青铜贮贝器在云南江川李家山也出土过一件。
　　此外,在西安半坡遗址(距今6700—6000年前)、仰韶文化遗址(距今7000—5000年前)、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前)等诸多史前遗址也出土了一批陶制纺轮,可见这种工具当时已经被普遍使用。
　　这些纺织器具与各地遗址出土的织物遥相呼应,见证了桑麻绩织的文化经纬,用丝绸文化展示了锦绣中华的绚丽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