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伟
王汝恒同俱乐部闹掰了,等待他的很可能是赋闲一个赛季。对一名CBA球员而言,一个没有系统训练的赛季,将直接威胁到本就短暂的职业生涯。放眼整个CBA,像王汝恒这样因为工资出入太大,最终同俱乐部闹掰的个案不在少数,其中不乏像巴特尔这样的大腕,自废武功一年,用迂回策略,依旧安之若素地离开老东家“重生”的例子。然而,对多数普通职业球员而言,“自残”的结局可能是惨痛的,因为从根子上说,这是俱乐部体制所决定的。
最近几年,因为薪资问题,球员同俱乐部闹掰的重灾区出在江苏男篮。上赛季开打前,杨力和吴楠因为薪资问题同南钢闹掰,未参加篮协注册,缺席了一个赛季。其间,杨力靠野球度日,收入不稳,还房贷都出现了困难。因为合同期限很长,短期内无法转会,无奈之下,杨力本赛季选择接受现状,重回江苏。至于吴楠,本赛季仍未能在薪资上同俱乐部达成一致,冷战还在继续。事实上,在杨、吴二人之前,唐正东也曾因为转会,差点自残一年。
要说球员改换门庭最轰动的一次,还属巴特尔离开北京转投新疆,这其中,大巴也费尽了心机。2005年9月,巴特尔与北京男篮签下一年的合同,2006年赛季结束后,大巴向球队提出前往美国治疗膝伤,然后到欧洲打球的请求,得到了俱乐部批准。因此,北京未与巴特尔续签合同,巴特尔也就没有在2006-2007赛季在中国篮协注册。事实上,大巴赴欧洲打球只是个幌子,真实原因是对北京给出的年薪不大满意,不得已采取了迂回策略。最终,取得自由身的大巴如愿加盟新疆,年薪达到450万人民币。
然而,大腕的个例终究不具有代表性。像江苏、辽宁、北京和山东这类体制内球队,俱乐部运行由挂靠企业和地方体育局共管,球员转会不仅要等合同到期,还必须经过当地体育部门同意。目前,王汝恒正在同主管部门进行沟通,“既然不想要我,那就放我走吧。”至于最糟糕的结局:体育局不放人,未来无球可打,王汝恒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最近光考虑薪资的问题了,训练的事还没细想,不能断了训练,找地方也得练,一旦闲下来,篮球生涯就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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