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自称“超龄愤青”的郑也夫用一本新著向国内教育问题开炮。这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新书《吾国教育病理》最近问世,郑也夫直言:“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是愤懑。”他的愤懑既有对中国教育走到这步田地、搞成这副模样的气愤,也有目睹了教育管理者对教育困境的束手无策而生的不满。
中国教育积弊之深已非一朝一夕,社会的不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焦虑持续蔓延。本报记者梳理近年来关于教育的书籍文章,看看这些专家、学者们如何问诊教育。
用教育分流破解“学历军备竞赛”
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社会学家郑也夫没有就教育谈教育,而是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对教育进行探讨。郑也夫在对比了各国教育道路的选择后,认为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过于惨烈,他创造了一个词汇“学历军备竞赛”:教育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社会发展的真实需要所促成,而是学历的“军备竞赛”所使然,过度竞争导致学习的异化,拿到学历常常找不到工作。
郑也夫认为,目前高学历者已经过剩,而且很多职业不需要高学历,但是社会上依然随处存在着学历崇拜。高教扩招前,一个学生考上大学几乎意味着他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而现在,考生必须读更好的学校,或是拥有更高的学历,才能在社会上竞争。这就驱使更多的人参加高考。在这种背景下,家长和考生不可避免地走入一种“囚徒困境”,“大家都挤公共汽车,上下车的效率很低,但是不挤永远站着,永远上不去”。“青年应该玩很多自己想玩的游戏,包括智力游戏,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郑也夫说,现行的招考制度让青少年很早就变得很功利,“他们要考大学,而且要考好大学,在这种压力下拼命学习。一个孩子甚至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是失败,我们整个制度造就了大批失意者”。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此前做客“齐鲁大讲坛”时,同样提到过类似的困惑。葛剑雄曾计划为图书馆招一位古籍修复员,但校方要求求职者的学历须是本科以上,这让葛剑雄不解:“这个职业根本不需要本科生来做!”
葛剑雄在演讲中提出了“分流”的设想,这与郑也夫不谋而合。在郑也夫看来,考生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没有必要,而是应该通过制度安排,较早进行分流。郑也夫建议中国学习德国的做法:德国人在孩子10岁时就开始分流,避免让很多人陪绑“科举”,有些人可以走别的道路。郑也夫解释,德国的分流之所以成功,除了有赖于高度发达的职业教育,还与社会结构本身有关,德国人建立了枣核型社会,中间阶层是社会主力,技工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不逊于大学学历持有者,反倒是一些本科生毕业后更难找工作,这也就让很多中小学生愿意分流到职业学校。而在中国,不仅职业教育发展落后,随处存在的户籍壁垒更是造成白领与蓝领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农村孩子即便成为技工,也依然处在社会的底层。“当农村子弟只能靠高学历获取城市户籍时,教育分流制度必定是乏味和低效的。”郑也夫说。
另一个让郑也夫感到担忧的是,官员的选拔越来越与学历相结合,高学历在官场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一方面导致在职学历激增,另一方面形成一个社会导向,助长了人们对正规学历的狂热追求。
教育不是短跑,好的教育应淡化功利色彩
3年前,鉴于当下越来越热的文凭崇拜、名校情结,教育家杨东平将自己的随笔集命名为《有多少状元能够真正成才》。在杨东平提出这个问题两年后,著有“教育三部曲”的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作出了回答。罗崇敏专门调研了云南近十年来的22名高考“状元”和奥赛获奖者,重点关注了他们毕业后的现状。除此之外,罗崇敏还查阅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的124名高考状元,“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尽管此说给名校热泼了盆冷水,但依然无法阻挡人们对名校和状元的推崇。
在《有多少状元能够真正成才》一书中,杨东平直陈现在教育的竞争已经不仅局限在中、高考,而是越来越下移。“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对做不完的作业,发出了怀念幼儿园的感慨。”小孩子开始怀旧,不禁让人心酸。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许多幼儿园孩子们已不堪重负,被他们的父母拴在“早教”的战车上,学习十八般武艺,而且十分昂贵。更有甚者,将主意打在了母亲的肚皮上,名曰“胎教”,也开始大把收钱。让杨东平不解的是,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十分响亮而义正词严的理由: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正是同样感到这种说法的巨大市场,葛剑雄提醒,如果大家都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未来难免会出现基因配对的荒唐情况。
《有多少状元能够真正成才》提醒,现在的教育畸形,过于短视,毕竟教育不是一场短跑。而西方教育的主流,认为儿童作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不是“小大人”,也不应是家长为实现自己功利目标的工具。游戏是儿童的天职,西方国家往往以法律的方式严禁在幼儿园进行知识教育。
两年前,一本介绍芬兰教育的著作《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便是:“教育不是赢在起跑线的百米赛,而是一场与自己赛跑的马拉松。学习不是为了争冠军,而是为了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一书写道:在芬兰教育中,学校与学校不会去做无谓的竞赛、排名,学生与学生、老师与老师更不会做原本起跑点就不公平的较劲；所有的评估与考试,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从哪里去自我改进,提供日后成长的基础与学习能力进步的空间,从来就不是要去挫折学生与老师的士气和成为讥讽他人落后、不长进的工具。
这也正如郑也夫所说,好的教育旨在造就一种淡化目标、听任个体自在发育的教育生态,如此生态自然会孕育伟大的创新者。相反,矢志培养创新者的教育,多半是揠苗助长,自然不会有好的效果。
改革从上好每堂课开始,从帮助每一个孩子开始
中国教育问题积弊已久,各界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6年前,杨东平将自己的教育随笔命名为“教育需要一场革命”,为教育改革呐喊。同一时期的著作中,《中国教育热点新观察》则集中收录了72位知名学者、作家对教育热点进行点评。学者朱学勤在书中就提到,当下的中国教育问题不单纯是经费问题,教育的发展模式、内在品质、教育公平、学术腐败等各种深层次问题,并不是靠增加投入便可以解决的。
在诊断中国教育的状况后,郑也夫指出,行政权力的直接干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教育病了吗》一书中,学者张鸣同样痛陈学术行政化与大学衙门化是当下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教育病了吗》一书指出,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求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已经大大缺失”。
现实促使一些学者将视线投向民国。在《过去的大学》一书中,人们纷纷在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关于大学的阐述中,抚今追昔,寻找遥远的大学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曾自言“好为人师”,在《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一书中,他也忍不住发问:“中国教育怎么了?中国教育怎么办?”他在书中提到了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完全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改革,缺乏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制约,这就必然导致长官意志下的形式主义和易走极端。钱理群提出,中国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相对滞后的单项突进的改革,其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干预,或难以推进或变形,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期待出现“真正的教师”,发扬鲁迅所说的“韧性精神与智慧”,在教学第一线进行“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从上好每堂课开始,从帮助每一个孩子开始。
在郑也夫看来,当下弥漫社会的功利主义思想也是教育改革面临的一大阻碍。如同钱理群此前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大学生在钱理群眼里是一群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人,“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不免让人怀念《过去的大学》引用的蔡元培的演讲:“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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