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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1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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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转会”的口号已经喊了二十年,中国职业足球转会市场经历了一波接一波的考验。面对中国足协推出的各种奇葩转会政策,无论是各家俱乐部还是球员,都会想尽办法寻找规则的漏洞,以期达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利诱之下,中国职业足球的转会规则一再被动变形……
本报记者 胡建明
从未有过完美规则
世上几乎找不出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规则。在从来不崇拜智慧的中国足协那里,他们制定的规则更是漏洞百出。回望历史,这么多年来,被规则漏洞陷害的俱乐部和球员如过江之鲫。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始于1994年,作为职业化进程重要标志的球员转会制度于1995年正式实施,至今走过了二十载春秋。尽管转会规模从起初的几个人增加到如今的每年几百人,转会费由当年最高66万涨至如今的动辄几千万,但与之匹配的转会规则,发挥的作用始终未能达到人们预期。
十余年来转会制度几经修改,却改变不了每年转会争议迭出的现实,这不仅阻碍了中国足球联赛职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还给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抹了不少黑。像当年陈刚等人被截胡、彭伟军等人被迫退役、周海滨上演“博斯曼重生”,这些故事还只是在国内引起过轰动,朱骏戏耍德罗巴等人则一度成为国际媒体炒作的热点。
对中国足球来说,这是一种不幸,因为它把腐烂的一面暴露在阳光之下；这同时也是一种幸事,因为阳光会帮助中国足球消除一些病毒,让自身肌体变得越来越健康。
球员很少从漏洞中获益
这么多年来,中国足坛从转会规则漏洞中获益的人并非少数,但从中获得利益的人并非都过得很幸福。
以倒摘牌屡屡发生的截胡事件为例,这种靠拉郎配搭起的婚姻很少有获得幸福的。充当“中国博斯曼”的周海滨,在荷兰未打拼出前途,只得重新返回鲁能泰山。再回老东家,周海滨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鲁能所倚重的超级核心了。想当初,鲁能为了力捧他,不仅在场上给他发挥的空间,而且场下也极力包装他。
据了解,周海滨原本也不想再回鲁能,但现实逼得他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与斗争经验丰富的俱乐部相比,很多球员会在抗争的过程中留下把柄。以刘健与中能纠纷为例,刘健情急之下公布了合同照片,不仅没有给自己的转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将自己推入了一个更不利的境地。
足协仲裁规定明确指出,仲裁结果应在案件被受理后6个月内作出,仲裁结果短期内很可能无法出台。一旦双方纠纷进入仲裁程序,那么在仲裁结果出台前,刘健既不能代表恒大参赛,也无法回归中能。
之前曾经有消息说,刘健可能会通过国际足联获得临时转会证明,但由于刘健非常不理智地公开两份合同,此举涉嫌违反合同中有关内容保密的约定,因此在球员自身存在问题的情况下,FIFA不可能开具临时转会证明给他。如此一来,刘健很有可能会面临6个月无球可踢的困境。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转会制度的改变,中国球员的转会身价水涨船高。几年前,国足主力球员的转会费达到1000万元已经算是天价,但到了现在,花1000万元能买到一个与国字号沾边的球员都要谢天谢地。
从今年1月1日开放的新赛季转会市场看,国内球员的身价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于大宝值5000万元,王大雷值3000万,张文钊值2500万,张稀哲直接被标价为500万欧元,吓跑了前来求购的凯尔特人俱乐部官员。身价暴涨,或许是中国球员从转会制度变更的过程中获得的最大利益。
中国足球需要成熟法治
在一个规范的商业社会里,必须按照通行的规则行事才能顺畅地推动事情的发展；在牵扯利益巨大的职业体育联赛中,尤其需要完备的制度。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建立了竞赛、转会、裁判等方面的制度,尽管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但好歹算是有了个体系。
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从创建开始就并行着明暗两套规则,而且球员与俱乐部更善于用潜规则解决问题,明的制度为什么会被潜规则打败?显然是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制度存在漏洞,联赛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才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
要彻底根除潜规则,就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其实,无论是球员还是俱乐部,都是潜规则的受害者。要改变这一现状,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必须用成熟的法治去代替潜规则。
明眼人都知道,中国职业足球运行过的转会制度,很多条款都是与我国现行的劳动法相悖的,但球员在转会市场多数时间处于弱势地位,很少有人知道用劳动法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欧美球员的利益能得到相关法律条款的庇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维权意识强,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拥有完整的维权体系。中国球员的利益保障在哪里呢?中国俱乐部的利益保障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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