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湖畔的奎虚书藏是王献唐先生设计建造的。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王献唐先生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于悦
将山东省图书馆
建成北方第二大馆
祖父王献唐1896年出生于日照,11岁时到青岛求学,中学毕业后到青岛德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同时研修了德文。后来,他来到济南的《山东日报》和《商务日报》就职编辑。1922年,日本将青岛交还中国,他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当时就算是从政了。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从1923年左右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治学上。
祖父28岁时,写了一部《公孙龙子悬解》,是他的第一部专著,让他在传统文化界一举成名。1929年他被推荐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当时的图书馆算是个小馆,没有出众之处,且又逢战乱,工作举步维艰。在他刚刚开始丰富藏书、扩充馆舍时,1930年爆发了中原大战,图书馆的工作又受到了影响。
祖父在图书馆期间,主要做了这几件工作,首先是将其建成了北方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第二大馆,其次是在省内进行文物抢救,搜集了许多古籍收录到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保护项目是聊城的海源阁,这是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山东省图书馆基本被祖父重新建设了一遍,其中奎虚书藏是最有名的,因为他曾学过建筑,所以一手设计建造了出来。现在的奎虚书藏形状类似“山”字,也是祖父设计的“书山学海”和“山东”寓意。奎虚书藏凝结着祖父为山东省图书馆所耗费的一生心血。
那时的山东省图书馆担当着文化厅的角色,统管着山东全省的学术研究、考古等各项内容,文物收藏量在山东省也是赫赫有名的。山东省博物馆是济南解放后才从图书馆里分出来的,1929年到1937年,在不断的军阀混战中,祖父仍将图书馆打理得非常出色。
31箱馆藏古籍文物
历时十年又回到济南
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方很快沦陷,到了八月济南也变得危机重重,祖父开始考虑如何保护图书馆免遭战火之害。最早他的想法是把这些文物送到曲阜孔府保存,因为日本人还是比较尊重那里的,为此他特意去了曲阜,结识了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当时孔德成还不到20岁,祖父已40多岁,两人一见如故。
但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到1937年底南京都已陷落,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祖父也决定去往重庆。他装了31箱东西,到处托人联系车马。当时祖父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护送这批文物,一个是古籍部的主任屈万里,另一个是图书馆的义工李义贵,从河南到武汉,因为沿路空袭,困难重重,经费所剩无几。幸好武汉大学还在上课,祖父就受聘去做教授,薪水用作文物的日常保养、维护。
后来他们又继续南下,沿长江到了四川,屈万里先生曾写过一部《载书播迁记》,对这个过程记叙得非常详细。他们找了个山洞把东西藏在里面,去了宜宾李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职。在四川期间,祖父无奈之下担任了许多职务,如国民政府国史馆的副总干事,这都是为了筹集经费保护南迁文物。
这段时间也是祖父创作的高峰期,他在这里完成了好几部代表作,如《国史金石志稿》、《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年底他开始筹划运回文物,但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947年才基本都运回济南。值得称奇的是,文物在南方十年,一件都没有丢过,原原本本地回到了故里。
载书南迁是1937年之后的事情,很多人只在感叹这件事,却没有想到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其实也是祖父为图书馆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他进馆时不过寥寥万余册书,当他载书南迁时已经达到20余万册。祖父回到济南后仍然担任馆长,当时他被视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
毕生所藏 全部捐给国家
我生活在青岛,但从我开始上学起,每个寒暑假期都是在济南的祖父家里度过的,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一开始我去的是他在经十路14号的住所,1948年济南解放后他搬到了那里,那个院子都是平房,不是很正规的四合院,1948年之后又搬进去了其他三家人。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的那间房隔成了两间,中间不是一堵墙,而是由12个大书箱叠起隔开,上面都刻着一些字。现在大部分的字我都记不得了,但有个“风”字我仍然忘不了。还记得在我3岁时,祖父把我叫到跟前,周围还有些谈书论道的学者,他指着大书箱上的“风”字考我,那时所有箱子上的字我都认得了。
后来,祖父搬到了上新街17号,那时作为山东省博物馆使用。当时祖父也是有两间房,祖母一间他一间,屋子里也用书箱隔开,外间办公里面休息。但作为一个重点保护单位,进出人士都得登记,所以来往的人就少了。
每当我在博物馆看到一件文物,祖父总会耐心地讲给我听,这让我学到不少知识,也奠定了我一生对这方面的兴趣。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考古发现了很多珍贵文物,像汉画像、秦砖汉瓦等等都散落在了民间,如不保护很可能被日本人抢走。但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他向政府打报告申请。当时的政府对文化保护并不重视,他经常得自己掏钱。
祖父也收藏了不少藏品,都是自己购买的,有次为了买一幅画了99朵牡丹的长卷,谈判了很久才买下来,他为此两个月没抽烟没喝酒。他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捐给了国家。祖父去世那年,我们遵其遗愿,分三次捐了5万册书、6000件文物。这个数量非常惊人,而且目前经我祖父鉴定为真品的文物没有一件是赝品。
2010年,在祖父逝世50周年时,我们成立了王献唐研究会,成员汇集了来自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主要工作是整理和研究祖父的著作。之所以建这样一个组织,是因为祖父涉猎的学科非常广泛,历史考古、文献学、版本目录、音韵、佛学都门门精通。这些学科如今已属“冷门”,但如果真的就此埋没了,是对历史和学术的不负责任,也辜负了祖父一生的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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