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月亮之上》改成了琴书
北路琴书唯一传人姚忠贤的曲艺情结
2016年03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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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忠贤(左)曾与左玉华在趵突泉表演琴书。
  每天,姚忠贤都要在家中练习琴书。 本版摄影 范佳
     在姚忠贤琴书的优美唱腔中,能够听到济南泉水汩汩流淌的神韵,让人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户户垂杨的老城。2006年,山东琴书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北路琴书的中心济南,75岁的北路琴书唯一传人姚忠贤,依然致力于将这一富有济南味道的曲艺传承发展。
  口述人:姚忠贤,75岁,济南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北路邓派山东琴书唯一传人,曾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赖星
上世纪五十年代济南书场遍地有 初登台笑了场,观众很宽容
  琴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建国后逐渐兴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度辉煌。那时候没有电视,人们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听戏。整个城市的戏曲文化氛围可浓厚了。平时大家伙儿出门就商量着去逛个市场,或者去听个小曲儿。像人民商场、大观园、青龙桥、西市场……那时的济南总共有几十个书场,可热闹了。 
  我是1955年开始学琴书的,在这之前也不知道什么是琴书什么是曲艺。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艰苦,为了让我有个饭碗,父亲就把我送到他的朋友邓九如先生家拜师,学个技术。
  邓老师唯一的徒弟就是我,算是门里徒,当时吃住都在邓先生家里,老师去哪儿我也跟着去,很多方面都得到了熏陶。我寻思着得好好学好好练,不能辜负邓先生的良苦用心。平时学习的东西都比较扎实,基础打得牢牢的,在吐字发音、唱腔念白、伴奏表演方面都得到了邓老师的真传。
  我跟着邓老师学了短短几个月后,就开始在人民商场的小书场演出。那时的小书场,只能容纳几十个观众,但十分火爆,满满一屋子人。前面一个小台子跟现在教室的讲台差不多,站上去就开始自己伴奏自己唱。台下坐长板凳的观众离得也很近,互动起来非常方便。
  我第一次登台时,因为紧张,唱着唱着突然忘词儿了,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正愁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忽然看到旁边的邓老师装老太太在那儿演,有模有样,挺逗的,“扑哧”就笑场了。
  我当时只是个14岁的孩子,台下的观众对我很宽容,唱错了他们就鼓励我:“孩子,不要急,再从头唱。”这话对我来说可是相当大的鼓励啊。这方小小舞台,让我见识了各路的琴书,给了初出茅庐的我很大的锻炼。

进了曲艺团,有了“铁饭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曲艺由盛转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经济还比较紊乱,各行各业都不稳定。单凭自己学的一点手艺还不足以安心度日。1956年,我随老师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济南曲艺工作队(现更名为曲艺团),这在当时是济南唯一一个曲艺方面的国营单位,我相当于有了个铁饭碗。
  进入单位后我明显感觉到了变化,之前的小台子变成了大舞台,不但服装讲究了,而且还有音响伴奏。在曲艺团里,各方面还要求都挺严格,每天得按时上下班,有特定的练习时间。
  那个阶段济南的曲艺发展得很活跃,无论是小演员还是大艺术家都对自己要求很高。在领导的支持下,曲艺本身的灵活性对当时宣传方针政策,分析社会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会儿,我从潍坊到高密县城剧场演出,演完后要到下方去继续演。我从早上开始走,三四十里地的路程,天黑才赶到,马上挂上个旗子就演出。我挑着一担子几十斤的东西,扬琴、琴箱子、大行李、两个女孩子的洗脸盆都挂在扁担两头,心里一股劲儿。日子虽然苦了点,但并没有感觉到累。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六十年代,济南曲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几乎可以说是瘫痪了。1969年,曲艺工作队解散了,知识分子都下放到农村改造。
  幸运的是,我当时负责搞善后工作,在这个时候突然运输公司来要人,去长途汽车站搞宣传工作。当时曲艺工作队的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我考虑适合自己,就跟着他们去了。
  在运输公司宣传队的工作,主要就是慰问下面的合作单位职工,每年还要搞几个活动演出。让我很高兴的是观众旅客都很喜欢听我唱琴书,在这里没有了舞台的束缚,我学会了更好地与观众交流互动,大大提高了我的自信。在宣传队的这段时间里,我的琴书不但没有落下,反而因为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有了进一步发展。
流行歌曲让同行改了行,“我坚持在家唱,在大街上唱”
  山东琴书过去不分东路、南路、北路,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发展成了三个流派。1962年在琴书座谈会上,根据地区语音划分为三路,分别是以青岛地区为代表的东路琴书、以菏泽地区为代表的南路琴书和以济南为代表的北路琴书。
  北路琴书又以邓老师创始的“邓派”最具有代表性,风格文雅大方。由于早些年邓老师游历天津、沈阳等地,结交了很多名家,取长补短,融合进很多东西。创作的琴书淳朴又幽默,平易又有韵味。
  到了1977年,社会形势好转,领导要求我回到曲艺工作队。回去后,我发现山东琴书只有南路和东路参加演出,没有北路,心里面挺懊恼的。我心想,邓老师一生就我一个徒弟,我要是不坚持,北路琴书就失传了。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北路琴书传承下去。
  1978年我开始收学生,当时恨不得一天就把所有内容都教给学生。之后慢慢地,北路琴书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展现在观众面前。然后我就带着学生们参加省里的汇演,获得了一等奖。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事儿了。
  上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兴起了,外国的、港台的音乐冲击内陆市场,传统曲艺一度低潮。那时大街上的年轻人成天提着个大录音机晃荡,街头巷尾都能听到节奏快、歌词喜庆的流行歌曲。演出的时候报幕,一说流行歌曲或者港台歌曲的名称,还没开始唱,下面的观众就噼里啪啦给演员鼓掌。
  在那个时期,曲艺团开始搞承包了,只要相声唱歌跳舞的。我们单位里面很多演员都改行了,包括我的一些学生也不唱琴书改唱流行歌曲了。
  领导不让上台唱琴书了,我非常难过。我是一天也离不开琴书,只要能唱一天,我就会认认真真地唱一天。这时周围很多人都劝我改行,我这个人很执拗的,为了争这口气,不管人家怎么说,我非得唱琴书。不能在舞台上唱我就在家唱,走路唱,有时候在大街上不知不觉唱大声了,旁边人就指着我说神经病。

最流行的歌改成琴书,获年轻人点赞
  有这么一句话,人要是想成功,必须天时地利人和。1985年,曲艺协会组织在趵突泉演出,我遇到了省艺术馆的左玉华,我们俩一起唱琴书,合作得很好。趵突泉里有天下的游客,还有曾经听琴书的老观众,观众们听到久违的北路琴书,十分欢迎。
  济南人都知道有《泉水叮咚》这么个小曲儿,我把这小曲儿改编成琴书来唱。“泉水儿叮咚,泉水儿叮咚,泉水儿叮咚响,南部的山区,泉水的源地聚到了城中央……”济南味儿可浓了,让人耳目一新。
  原先,有些人说,山东琴书这东西也就上了年纪的老人听,年轻人不听,我偏不信。1989年,我去轻工学院唱琴书。我寻思着,年轻人嘛,接受新事物快,鉴别能力也强,让同学们听听,琴书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这样子我才有个数。
  到那儿之后,听说学校领导给准备了能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我一听就害怕了,万一唱不好,到时候同学们不喜欢,把我给轰下来,多难堪啊。提心吊胆地走进大礼堂,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心里就发紧。
  开始唱琴书,唱完第一句,台下“哗”地给鼓掌,我更紧张了,不知道这是喝倒彩还是咋地,第二句唱完又是“哗”的一片,又是掌声,我就知道了,同学们没有轰我,他们这是真喜欢,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鼓励。
  琴书要更好地传承下去,一定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我就琢磨着,词句上精练,过去一个段得唱20来分钟,我把它缩短到10分钟左右。为了能让年轻人接受琴书,我还把《月亮之上》、《青藏高原》等流行歌曲改编成了琴书,也很受欢迎。
  但是无论怎么改变,不能改变琴书的性质。我相信,只要自己把山东琴书“唱美了”,观众就没有理由不喜欢。我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琴书给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一定会尽力保留琴书里传承下来的济南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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