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中的苟且与远方
2016年05月0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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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
近来,由许巍演唱、高晓松担任词曲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在文艺青年中颇受关注,歌中唱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显然,在歌者和词曲作者那里,诗歌与远方有大致相同的意旨,共同象征着人们超越庸常的世俗、生活在理想之处的愿景。这个歌让很多人喜欢,但也有人说,这是高晓松和许巍的一碗“远方鸡汤”。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就把这句歌词反写了一下,改为“诗歌不止有远方的田野,还有眼前的苟且”,并在朋友圈中得到一众诗人点赞。这当然只是朋友的促狭之举,不过假如我们不过分拘泥苟且的字面意义,而把它理解为拒绝预设的诗意、关注日常生活的一种诗学观念,就像庄子说的“道在屎溺”,那苟且与远方确实是现代汉诗发展史上一对富有辩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关涉诗歌本质理解的关键性问题。
诗歌在国人心中之所以具有独具一格的高贵地位,某种程度上是被古典文学以诗文为正宗的文体格局塑造的,“五四”时,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新文学的“八事”,其中的“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几条针对的便是“骈文律诗”的老套,胡适所做《尝试集》不但大胆用白话,写作生活即景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换言之,在新诗的发轫阶段,就已隐含着以日常的语言和素材对抗古典诗的陈腐典雅的激进思路。等到新诗已立,以新月派和象征诗派为代表的诗歌群体或者尝试给形体散漫的新诗重新“创格”,或者试图把西方“纯诗”的概念引进到中国,某种意义上,这都是在新诗内部重建诗歌文体尊严和高度的实践。这些实践伴随着对诗歌“散文化”与“韵文化”、“口语”与“隐喻”、“日常”与“高蹈”的争议,也内在地隐含了现代汉诗两种分裂的观念,一直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人打着“打倒北岛”的旗号揭竿而起；1999年5月,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诗人和民间派诗人的公然决裂,都与此相关。而新世纪以来,诗坛热点性的事件不断,从“梨花体”到“羊羔体”,从“下半身”到“乌青体”,从周啸天到余秀华,我们拨开污名化的尘雾和娱乐化的飞沫,依然会发现,这些事件其实也都关联对诗歌语言和主题的“苟且”与“远方”的争议。
如果说,远方对于诗歌的意义有种自洽的理解,那么苟且对于诗歌意味着什么呢?诗人于坚说过这样的话:“诗呈现真实,这种真实不是时事、史实、事实、现实,而是一种语言的真实、去蔽,是呈现人多的存在状态……在垃圾堆中生活的我们,难道能满嘴玫瑰吗?”为此,他和韩东等提出“拒绝隐喻”,就是要拆解诗歌的深度抒情模式,颠覆人们对“诗意”的传统认知,向长久以来关于诗歌的思维审美定势发起挑战。一定会有读者认为,韩东、伊沙、乌青那些过于直白、过于生活化的语言和内容与“诗意”相去甚远,读者在做这种理解时,已经隐含着一种潜在的判断,即认为只有类似中国古典诗或现代抒情诗那样富于韵味、具备音律美、思想深邃的诗作才可称其为“诗”,而这正是标榜口语写作的民间诗人要破除的幻象。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苟且”的犬儒面目之下,在游戏的语言背面,也可能有着严肃的精神立场和对当下生存之困的敏感,这样的写作能有效地防止诗歌贵族化和小众化的偏失,洗刷无意义的矫情或故作高深的玄学,在诗歌中恢复生活本身的意义。
当然,话又说回来,“苟且”与“远方”不应是简单地对立,而更应该形成一种彼此制衡、互补和附着的关系。而且我们这里谈论的“苟且”绝不是指形而下的庸人逻辑,也不是要把诗歌降格为平面话语的空转。就像远方代表诗歌的想象力,代表超越和升华,代表人类对完善之境不懈怠的追求,诗歌中的“苟且”也不是人文关怀的反义词,它代表的是直面生活的勇气和真诚,是对“永恒的日常”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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