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倪匡玩直播
去年年底,艺术家叶甫纳与另一位艺术家北鸥开始合作《直播计划》,这一代许多年轻的艺术家深谙商业社会的规则,不仅尝试与商业的跨界合作,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充斥着各种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元素,包含了许多“俗文化”的内容。有艺术评论这样评价叶甫纳这一代年轻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当你们的“老公”王思聪都在一边拿着上亿“零花钱”投着资、赚着钱,一边在逛京东、玩游戏、哈韩流,从网络红人到富二代甚至到霸道总裁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在玩着网络直播的时候,草根生活已经在这个国家完全逆袭成为了主流。
金庸、倪匡、黄霑和蔡澜,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如今,创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的黄霑早已作古,92岁的金庸和81岁的倪匡也鲜少露面,只有74岁的蔡澜仍活跃着,出书,谈美食,依旧精力充沛。7月2日,蔡澜拉出倪匡在“一直播”平台开设系列直播节目“倪匡蔡澜155会客室”,两位老人意气风发,妙语连珠,谈朋友,谈文学,谈交女友,引来众多粉丝,观看数量突破百万,而一小时的直播显然不过瘾,网友则呼吁“请把金庸先生叫来”。
如今,随着五花八门的直播APP出现,一台智能手机加上互联网就能支撑起一个直播秀场,网络直播正在成为全新的社交方式和媒介传播形式,游戏、娱乐、体育、综艺、音乐、教育、人文等等,都进入了直播内容,以至有人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全民直播的时代”。这不禁让人想起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惊人进步,导致‘距离消除’,现在历史被如此迅速地创造出来,以致它常常使我们惊诧不已”。这种技术工具,正在影响着和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
如此普及的网络直播,缘于怎样的时代诉求和时代文化心理?
这正是时代互联网精神的展现。互联网时代使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自由,拥有了表达的权利,借助互联网无远弗届的技术,可以把个人与时代、社会、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兴奋。我们通过“网络直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臧否人物,传播知识。有网友说得好,“时代不同了,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完全可以越过电视了。你喜欢写字,可以用文字来表达；你喜欢‘抛头露面’,可以制作视频分享生活；你喜欢唱歌,可以当网络主播,唱给别人听。这真的是一个不再局限于文字、可以随意发声的年代了。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它的背后其实是自我个性充分发展和人类实现无限自由的时代。”
“网络直播”,有人也把它叫做“秀场”,其实,这带有自我表演的属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说,“网络直播”是我们通过技术媒介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内与他人交流产生互动影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通过自我表演来展示我们特定的社会角色。在“网络直播”中,我们所有的行为,包括真实的、虚假的,伦理道德的还是不健康色情低俗的,其实,仍是一种自我表演和自我表达。“网络直播”虽然是一种视频形象,但通过这扇小小的“窗口”,还是能够证实一个人、一个表演者的身份、地位、社会声誉、欲望和诉求这些自我需要的方面。所以,有的人把网络直播当做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获得精神自由的工具,有的人则因为网络直播变得自我堕落、自我分裂、自我毁灭……
这是一个娱乐时代,更犀利的说法,这是“娱乐至死”的时代。“网络直播”虽是新生事物,但是,一些“网络直播”的内容,已经充斥着欲望化、物质化的东西,有的正变成没有精神价值的纯肉身娱乐,变成艳俗、媚俗的“低俗化竞赛”。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说:“如果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不止是对“网络直播”的警示,也是对当下一切文化的警告。
“网络直播”,是我们表达的最为自由的渠道和平台。我们需要为这种网络秩序创设一种理想的环境,鼓励每个人享有任何他人都享有的充分发展自己的权利；这种网络秩序不应夸大人性中的某些方面而因此牺牲另一些方面的发展,它应该是有利于发展我们所有的高尚的倾向,而不是侵损人性中精神和美学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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