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丽
奥运会结束了,运动员们在收获祝福、鲜花和掌声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的——“心疼”。心疼孙杨被澳大利亚选手挑衅,心疼商春松的家庭重男轻女,心疼郎平2008年被骂,心疼李宗伟又是亚军……在激情四溢的体育赛事里,围观群众却洒了一地破碎的玻璃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当然,这种群体性的情感泛滥,也不局限于奥运会,比如最近的几件事,动物园老虎咬人后,人民群众集体心疼老虎；王宝强妻子出轨后,群众又一致地心疼宝宝。如此种种,群众们一直很忙,忙着“心疼”。
对别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怜悯,可以说是人类的一项社交原则。当我们社交时,针对某个悲惨事件,表示一下惋惜之情,是最不容易出错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利他心理,通过向别人释放自己的善意,既可以收获别人的赞赏,又能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何乐而不为?
在《祝福》里,当祥林嫂跟乡亲们说起自己的悲惨往事时,男人女人们都会收敛笑容以示同情。鲁迅写道:“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先生对国人的劣根性看得通透,他生动地刻画出别人的痛苦如何成为群众自我满足的兴奋剂,被消费为一项日常谈资。
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心疼”,情况也类似。“心疼”的情绪简单,容易感染人,也能让大众的道德感群体性高涨,就好像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下的论断:“群体经常出现很高的道德境界。”站在道德高地上,心疼弱者,谴责坏人,动动嘴皮子,收获心灵的满足和宁静,达到一种群体性的快感。
“心疼”之所以流行,还因为它特别适合自我代入。所谓物伤其类,当我们心疼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在怜悯自己。每个人都有特别触动自身的痛点。疑似出自重男轻女家庭的商春松,唤醒了多少人的痛苦记忆。老虎咬死人,群众又会联想到身边那些不守规则的人,由此恨得牙痒痒,转而对老虎其实也是对自己表达无比的心疼。我们在面对种种社会事件时,也在不断将自己的遭遇和感受投射过去。如果我们自己内心脆弱不堪,看别人也是脆弱的。那些受了委屈的公众人物,在社交网络中变成了需要被细心呵护怜惜的“宝宝”,这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脆弱心灵的投影呢?
但是,这种投射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我们所看到的,不可能是事实全貌,我们也无法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去知道他真正的所思所想。作为非当事人,谁能越俎代庖,真正了解对方的苦和乐呢?群体的情绪,从来是简单粗暴直接的,在这其中,复杂的事实和情绪被隐匿了。我们强加到别人身上的,只能是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
有时候,我们所心疼的对象,其实是我们主观臆想出来的。女排奥运夺冠后,在种种对郎平的赞美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心疼郎平。有人说,“郎指导啊,2008年舆论暴力不好受吧。”但是,很快有人发现,这其实是个伪命题。2008年郎平带领美国女排打败了中国队,虽然有争议,但主流的声音是对她肯定的,铺天盖地的谩骂其实并未出现过。对郎平的“心疼”,正反映了公众的非理性,主观色彩代入与事实相去甚远,就像勒庞所说,“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当你对一件事情表示心疼时,也会衍生另一种情绪,那就是愤怒。对一方的“心疼”最后都成了对另一方的指责。在这种道德站队中,受害者成为被大众怜惜心疼的天使,另一方则成为万众唾弃的恶魔。最典型的案例无疑是王宝强事件,“心疼宝宝”的情绪背后,是对马蓉和经纪人的攻击,而这种攻击也是非理性的,它甚至跑偏到了与宋喆同音的乒乓球队员宋哲身上,最后连马蓉关注的好友也被无端谩骂,围观群众简直操碎了心。
因此我们要警惕,当“心疼”泛滥的时候,背后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攻击性。这是一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自我陶醉,充满正义感的群众打着正义旗帜,很可能做出一些非理智的事情。同情心背后是冷冰冰的道德绑架。李宗伟输球后向马来西亚的观众道歉,无数网友表示心疼,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李宗伟获胜,中国队员是不是也要被心疼呢?
祥林嫂把自己的悲惨遭遇一遍又一遍诉说,“最后大家听的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同样的故事,一开始赚足眼泪,之后全是厌烦和唾弃,而在这个过程中,祥林嫂本身的境况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看客们的“心疼”背后,是伪善和冷漠,甚至蕴藏着恶的种子。这种廉价的感情表达,其实无大用处,玩笑可以,当真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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