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营文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占据独特的地位。沙拉莫夫作为劳改营文学的拓荒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世人那里发生的一切。他的名气虽然没有同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大,但他的《科雷马故事》一样以其主题的严肃性、作家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感享誉世界。本书系他的短篇小说集,根据他1937—1953年间在古拉格(科雷马)劳改营作为囚犯的经历写成,呈现出一个陌生却真实的世界,揭示了极端环境中各种人物的深层人性表现。
同样,83岁的作家邵燕祥对自己的写作也有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他说:“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时代人,只有他们有权利来审查这一份历史的见证。”从《沉船》、《人生败笔》到《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邵燕祥一直在文字中坚持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自己的审视。《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记录了自1945年抗战结束至1958年被划为“右派”这段时间,他作为一位亲历者与幸存者的心灵史。
多年以来,法国人曾以枫丹白露王宫中国馆里收藏的圆明园被掠夺文物为荣；现在,那种荣耀感正在消退,法国公众也开始反思侵略掠夺他国文物的历史。那些早年流失的中国文物,在西方相关博物馆为各国观众所喜爱,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们颠沛流离的悲惨经历。《谁在收藏中国》详细讲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间,西方探险家、收藏家在中国的活动,他们的活动又是如何导致了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星散四方,带动欧美古董市场的蓬勃发展。本书的译者张建新就职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他认为这本书涉及的文物返还话题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有助于中国读者从法律、道德和历史视角,对掠夺者和自身进行更深入思考、反思。
日本作家奥田英朗以《最恶》和《邪魔》这两本推理小说成名,之后偏不走寻常路,转型写起了幽默小说“精神科的故事”。出版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小说的畅销程度与催泪指数成正比。《精神科的故事:空中秋千》在日韩却打破了这个规律,在韩国它被称为“百万吨级的搞笑炮弹”,而引人发笑的地方,恰恰是每个人很少触碰的痛点。在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里,人们多少都会有一些“精神亚健康”状态,却很难发现自己精神上脆弱的部分。《精神科的故事:空中秋千》就像一面镜子,让读过的人从中发现真实的自己,放下重负,面对内心真实的渴望。这类带有放松、疗愈色彩的作品,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也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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