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兴
1978年夏天,我站在十八岁的门槛上,参加了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倍感神秘而又神圣的高考。在酷暑中熬过内心几分期盼又几分忐忑的漫长等待后,终于揭榜了,五门课我考了332.5分,尽管不尽如人意,却也是当年我们公社高中文科应届毕业生唯一过本科线的。
校长教我们历史,填报志愿那天,他请我到家里吃饭。席间,校长说:“你这个分数不低也不高,依我看你就报曲师吧!”我听了很纳闷:“校长,曲师什么意思?”校长是南通人,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到我们县工作,他怕我听不明白似的问我:“你知道曲阜吧?”我说知道,历史课上你给我们讲那是孔子的家乡。校长说:“是,就在孔子家乡曲阜,有一所师范学院,简称曲师,毕业出来和我一样做老师。读师范最大的好处是国家管饭。”我一听国家管饭很高兴,可我转念一想,又问校长:“您和师母是山师毕业的,我报山师不行吗?”校长说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山师在省城,报的人多,曲师是在一个小县城,报的人少,农村孩子首先考虑的是有把握考上。我觉得校长说得挺有道理就同意了。校长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说想学中文。校长说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的语文不及格啊。校长说,大学录取不仅看总分还要看专业分,我的历史分最高78.5,所以建议我报历史,就这样,校长家里一顿饭的工夫,为我敲定了志愿。
我如愿以偿地被曲阜师范学院录取了。一个喇叭全村听的小屯子顿时热闹了,父老乡亲敲锣打鼓来为我送行。父亲硬要亲自送我去火车站。候车时,他把我拉到一边,两只手从身上的几个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合在一起默默地塞到我手里,“俗话说穷家富路,能多带点就多带点吧。”我一毛一块地清点了一下,不多不少12元,另外还有15斤山东省粮票和5斤全国通用粮票。父亲又从我手里拿过去,用两根橡皮筋把它们扎好,然后塞入我的上衣口袋,并用粗大的手把口袋上的那枚小小纽扣系上。检票进站后,我好奇地看着远方渐近的火车,回头时我发现父亲又把身上的大小口袋翻了一遍,直到确证“身无分文”了,才满怀深情和热望地对我说:“儿呀,这要是咱今天坐车去了,明天就能回来挣钱,那该多好啊!”我万分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家里实在是太艰难了。
从挤上火车,我就侧耳静听列车播音员报站名,听不清就打听,因为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没有路费送你去,你自己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勤问着点儿,千万别提前下车,也别坐过了站,不然又要花钱的。”直到在拥挤的车厢里站了近11个钟头,我终于听到了渴望已久的声音:“兖州站到了,在兖州站下车的旅客请……”背着被褥,抱着一个简易的木箱(里面是我的全部家当),我走几步歇一歇地最后一个出了站。当我坐在木箱子上喘息时,一位身穿黄色军大衣的青年走上前来,十分亲热地问:“是到曲师院的吧?”我站起来不停地点头。他见我有点冷,急忙脱下大衣披在我身上,并背起我的被褥,抱着我的木箱,让我紧跟着他,来到了学校接站处。他还买来两个热乎乎的芝麻烧饼让我坐在木箱子上慢慢吃着等车。他便是后来成为我的领导的王文西老师。
我是较早一点到校的。记得那天上午,不知东西南北的我正在犯难,这时我看到一位农民模样、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走来,我有点难为情地迎上去:“大叔,历史系新生在哪儿报到?”他一脸严肃地打量了我半天,然后顺手摸了一下我的头笑着说:“你就跟我走吧!”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刚报上到,是我同班同宿舍的同学。直到今天,我们同学偶得小聚,他总会来一句“小张,敬大叔一杯”,我总是毕恭毕敬地为“大叔”端一杯。事实上,他比我大16岁还多21天呢。他长得老相,我们一同进城,别人都说我们是爷儿俩。
那时的学校就餐,没有饭卡,也不用饭菜票,食堂内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张张干干净净的大方桌,桌上都标有桌号,每桌8个人,以班级划分固定。饭碗都放在桌洞里,四年就没听说谁丢过饭碗。每张饭桌上,上下对扣着两个脸盆,就餐时,早去的同学端着一个去领饭,那时每人一个馒头、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另一个盆子用来打菜,菜打回来了,再把每个同学的饭碗摆出来,然后连菜带汤一一分好,分完了菜,再用它把粥打回来,谁来了谁吃。每次吃饭时,我觉得自己碗里的菜总是多那么一点点,肉也常常多上几小片。后来,我只好抢着到食堂打饭、分菜,可吃饭时,他们依然常常挑片肉给我。每当我手捂着碗口,不好意思地谢绝时,那些学兄学姐就说:“我们都定型了,你年龄小,正在长身体,只要不嫌弃,就多吃点吧。”或许是因为同学们的悉心关照,每顿都能“多吃点”,或许是出过圣人的风水宝地养人,一学期下来,我长高了足足4厘米,体重增加了12斤多,以至于寒假回家,在村口久等的母亲见到我时,反应显得有点迟疑。
入冬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我被响亮的起床号叫醒,睁眼一看,对着我的那扇窗子开着,放在床边椅子上的衣服都不翼而飞。集合上操的哨声响了,而我总共就那么一套过冬的衣服,只好请假躺在被窝里。我拧着肚皮怪自己:怎么没把窗子关好?怎么睡得那么死?一点声音也没听到。又自我安慰:多亏没把被子也揭走,要不,这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冬天可怎么过啊?出操回来,宿舍的同学们忙着翻箱倒柜,老魏兄抖给我一条带补丁的秋裤,老潘兄找给我一件绒衣,其他同学虽然也不宽裕,但也都找出衣服让我试、让我挑。午饭后,一位大姐知道了,她把丈夫来看她时忘记带走的一件蓝色涤卡外衣叠得板板正正的,让人捎给了我。就这样,身穿着“百家衣”,我温暖地度过了那个冬天。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幸运者,因为当初选择了曲师；我更是一位富有者,因为从迈入曲园,我就拥有了太多太多的师爱和友情。我坚信,在曲园获得的这份师爱和友情就如存在银行里的货币,有本有息,且存期愈长,我的“本息”将愈丰厚。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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