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德英
我1971年参加工作,两年后,即1973年有个机会上中专——青岛商校。
记得当时供销社一把手曹主任,给身在乡村门市部的我打电话说:“小姚,今年县上给咱供销社一个中专名额,支部会上大家一致推荐你去,所以就定下来了。你本人有什么意见,说说看?”我惊诧之余直截了当问了三个问题:“确实是中专吗?是否带薪?上学期间算不算工龄?”等主任一一回答之后,我说:“曹主任,您让我考虑考虑。”他说:“好,两天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放下话筒,我心里像揣只兔子既激动又不安。心想,上学深造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可读中专,从没想过,要是去上大学那该多好!再说,即使上了中专,回来也改不了行,甚至继续站柜台。掂量再三,决定放弃名额。
当身边年长同事知道我的想法后,纷纷怀着既羡慕又关怀的心情劝我,我竟不知天高地厚振振有词地说:中专算什么!当年我学习那么好,尤其数学在年级都是尖子生,要不是“文革”早就读大学啦!再看咱单位,中专生五六个,他们还不是和咱一样当售货员。此话一出,好姐妹们个个表情尴尬,不置可否。
当时年轻幼稚阅历浅薄的我,哪知道虽同为售货员,但身份有别。人家中专生是堂堂国家干部,而我们这些“大把抓”则是低人一等的普通工。自己只顾一味任性,为啥不反向思考,机遇面前,领导高看我,还不是他们对我平时工作的肯定与信任。
两天过去,曹主任听到我的答复后,电话那头他声音低沉不无惋惜地问我:“小姚,你以后不后悔吗?”“不后悔!”我口气决绝。
最后,这个与我擦肩而过的名额,让一位男士如获至宝。那个年代,求学深造,不被个人愿望所左右。它无需考试,而是从工农兵三个阶层推荐。被推荐者不一定是初高中生,甚至小学程度都无所谓,但必须根正苗红,政治清白,其次要在本职工作中表现优秀,方有资格列入推荐范围。
嗣后,尽管国家于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上下广纳人才,但因家庭遭遇变故及各种不利因素困扰,我别说上大学,就连报名的念头也被现实生活消磨殆尽。
漫漫人生路上,当我干够了售货员这个行当,且有人愿意帮忙改行时,“工人身份”这道无形而不可逾越的鸿沟,毫不留情地把我挡在政府机关大门外。假若当年我上了商校,笃定是一路鲜花陪伴我。
改革开放后,国家百废待兴极重视人才,但凡有大中专文凭者,皆人尽其才,统统被重用。当年那些从二三线城市分到我们单位的大中专同事们,一个个犹如振翅高飞的小鸟,有的飞回自己的家乡,有的调到当地相关行业任职提拔。而我守着老本行,由于受经济大潮影响与冲击,却越混越差。1996年底整个行业接商业局“45岁一刀切”的命令,不管男女,全部办“内退”。从此,砸碎铁饭碗,回家。
我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人不能太任性。任性的代价是无情的甚至残酷的。关键时刻,要学会审时度势,冷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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