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
最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中国诗词大会》受热捧,《朗读者》受热捧,一些以文成名的“平民明星”也受到热捧。这些现象明白地提示人们,目下并没有什么古今中西之别、文言白话之争,倒是有一点共通之处:人们内心那些最柔软的部分,很容易被朴素的语言和灵性的生命体验激活。
今天,当我们见证各类以文字为生的平民明星横空出世、“一战成名”时,应当感谢的绝不是什么“祖师爷赏饭吃”,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各位先贤干将。没有他们整整一个世纪前的艰难推动,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学革命,更不可能有这类文化领域的“庶民胜利”。
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革命的最根本动机和最深远影响在于达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所谓言文一致,简单说来,就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表达一致。晚清的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胡适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言文一致”有助于消除言说经过文字最终过渡到行为的中间环节。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并轨,当然是前者对后者的兼容并包、雅俗共赏,让文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离乎人伦日用。
为了推广白话文,当年胡适曾与古文派在诗歌层面上“斗法”。相对温和的保守派文学团体“南社”并不反对在小说和演讲中使用白话,但坚持认为诗歌是个例外,因为诗歌是“文学的高级形式”。胡适偏不信这个邪,闲来无事写了不少白话打油诗作,这些当时的旧派文人以为俗不可耐的作品有不少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其中就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流行歌曲《兰花草》。
我们完全无须抬高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某些现象级平民文人,他们的文风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并非有多么的清奇超凡。恰恰相反,这些“新风气”正合于陈独秀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摇旗呐喊时所撰的《文学革命论》中那几句标志性口号:“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白话文的推广固然有新文化运动先锋们冲锋陷阵、左冲右突的功绩,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背景则是数量庞大的“阅读受众”群体被批量化地生产出来了。各类新式学堂层出不穷,培养出大量现代知识阶层,他们具有一定的购买力和阅读理解能力,是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
在当时的脉络中,农村被视为文化荒漠,没有哪家媒体是旨在为农民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今天则不同了。文盲几乎不存在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也一跃进入智能化、数字化阶段。技术进步貌似让世界变得更“平”,也给城乡设置同样的文化议程。因而,掌握了先进的文化手段和工具的农民,也可以在今天写出动人心弦的文字。
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今天热捧的很多平民文人不过是做到了“我口道我心,我手写我口”这样的最基本要求,平实记述自己生活,居然就被大家如获至宝一般推崇备至?难道说,一百年来,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成果遭到蚕食,以至于我们对这类返璞归真的文字感到新鲜、稀罕起来?抑或是,今天很多专“以文字为生”者,偏离这些基本要求太过遥远,以至于回归到“言文一致”、说真话、讲人话,似乎又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再或者是,我们使用白话文一百年之后,又“增生”出某种文化的“赘疣”(官话、套话、空话、大话),以至于一些朴素的文字扑面而来时,有一种久违的感动,进而视如珍宝?
另一个大问题是,今天的阅读环境和氛围,在表面繁盛之下,也有着迥异于以往的乱象,这很像波兹曼对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比较:也许今天更值得我们担忧的,是那种淹没在一地鸡毛下的生活琐事、汪洋大海的信息浪潮之中的精神文化需求。每每看到世界读书日所披露的国民阅读质量每况愈下,我就不由得想起那句老话:“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对于物质需要的满足,文化需要的满足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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