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业陶
泥墙、草房、梧桐树……草房学堂的一切恍如昨天。
我去草房学堂读小学的时候年龄很小,以至于家里人让我在一年级又“蹲”了一年。而班里爷爷辈、叔叔辈同学要比我大两三岁。
那个年代的小学课程太容易了。一年级只有两门文化课,算数先学数木棒；语文的课文通俗、好记,至今我还能背诵个十篇八篇。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开学了!”第二课也很简短:“我们天天上学,学校里老师同学很多。”
学校里老师同学真不少。两个村合用一个学校,又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大龄儿童扎堆入学,我们一个班有三十来人。至于老师,有四位,都是男性,一位姓田、一位姓任,还有两位分别是老张老师和小张老师。没有女老师,唱歌、跳舞、画画是任老师和小张老师教的,那比上文化课舒心多了。
要说舒心,晨读也是我喜欢的。春夏之交,天刚刚放亮,各班的同学就把凳子搬出草房,在教室和土墙前面环形排开,朗朗的读书声融汇成交响曲,一直传到校园外的大街上。
正对学校大门,老师的办公室居中,教室前面也有小小的花池,长得最茂盛的不是花草而是树木。梧桐树巨伞一样高过房顶,在我眼里足够高大；令我感到稀奇的,是四年级教室门口东侧花池里有棵矮矮的黄杨树,人们说这树的木头能刻印章,可一年年过去,直到我离开学校也没见它长高多少。
老师办公室里有两件东西让我念念不忘。一件是座钟,什么时候进办公室都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每到整点,还听到“嘶”一下仿佛弹簧松动,然后便是悠扬的报时之声。另外一件是摇铃,每每老师站在办公室门前摇动,那种清脆悦耳就传遍校园。
我对老师的办公室有一种莫名的畏惧,假如独自进入,必定快进快出,一秒钟也不愿意多待。暗淡的屋子里,没有什么人喧哗,幽幽的寂静衬托座钟走动声更加刺耳。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家里没有座钟,或许是孩提固有的无知与好奇,使我没来由地胆怯起来。
教室里光线同样暗淡。向阳的一面有两个不大的窗口,木质窗棂糊了白纸,太阳光是照不进来的,所以多数时间里都是敞开房门上课。后墙上有更小些的扁窗,一到冬天还会堵死,好在也不总是冬天,天气变暖之后,扁窗被推开透气。偶尔有辍学的孩子在房檐上掏了麻雀蛋,烧熟了从后窗递进来,引起教室里一阵骚乱。
通常情况下学生都是放学回家吃饭,遇到大雨滂沱,家长也会把饭送到学校,也有人托别的家长或者有雨具的学生捎饭。一次亲哥儿俩在教室里争饭,抢着在粗粮饼子上啃一圈,谁下嘴快便占有的多、吃到的多。
日子不富裕,平日里家家户户也没啥好饭,但是,学生家长必定尽最大可能做好些的饭食让老师吃。学校没食堂,老师的饭由学生家庭轮流管,家长做好饭让孩子用饭罐、篮子提着送到学校,也有调皮孩子会在路上偷吃一点儿,老师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无所谓,家长不知道也自然不会追究。
生活不好,学习条件也不好,学校里根本不具备照明、取暖条件。冬天的早自习天还不亮,同学们提着用墨水瓶外加两分钱铁皮灯头合成的煤油灯上学,一个课时下来,熏黑的鼻孔比学习成果明显得多。没有取暖炉,严寒的冬天只好把教室门关严实一些,好在草房冬暖夏凉,又向阳,所以也就忍受得住,再说不能忍受又能怎样?一位族兄曾用罐头铁桶自制了一个小炉,小木棒刚刚点燃,就被田老师一脚把小炉子踢出门外。
学校里没有图书室,不过可以订《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我就是从当时的少年报上得知“苏联卫星上了天,美国卫星似泥丸”,并永远记住了“舍身救火的英雄向秀丽”……每过一些时日,学校会通知书店到学校售书,提醒同学们预备钱买书。那是个开心的日子,不管买不买,至少半天时间里大饱眼福,能读到课本以外的东西。当然,也会有同学买书,钱不多,便只挑最喜欢的买。我在翻阅、比较一番之后,买下了一本连环画《黄继光》,闻着墨香,那本小书让我好几天爱不释手。
1959年我离开了草房学堂,后来很多年我又先后进过四处学校,虽然从瓦房到楼房,学习环境逐渐改善,可是比快乐、说怀念,唯有我的草房学堂,那情那景,常常萦绕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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