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片里,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
2018年06月2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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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也承载了老一辈中国人的对于往日的记忆。 本报特派记者 李志刚 摄
     苏联与中国,关系曾经是“同志加兄弟”般亲密。在中苏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电影以其大众化、通俗性、易于复制和推广的特点,在培养双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认同感、建构民族想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中国观众,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无不伴有一种浓浓的苏联电影情结,他们几乎是追随着苏联电影中的一些英雄和正面人物一起长大成熟的。
  提起苏联电影,就绕不开它的生产线——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本报特派记者 李志刚
6月19发自俄罗斯

精品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其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自然成为新中国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在众多的文化形式中,电影成为大众的最爱。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中的奥列格、柳芭,《夏伯阳》里的夏伯阳、富尔曼诺夫,《伟大的公民》中的基洛夫,《革命摇篮维堡区》里的马克辛,《真正的人》里的无脚飞将军,《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卓娅》中的卓娅和舒拉,以及《玛申卡》《牛虻》《政府委员》《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许多影片中的主人公们,都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前行中的人格榜样和精神楷模。
  《战舰波将金号》(1925)、《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1936)、《列宁在十月》(1937)、《列宁在1918》(1939)、《伊凡雷帝》(1945、1948)、《区委书记》(1942)、《第四十一个》(1956)、《雁南飞》(1957)、《共产党员》(1958)、《战争与和平》(1967)、《红莓》(197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79)……这些影片,您还有印象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出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历史的变迁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是苏联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初成立于1924年,由“国影”公司第一、第三分厂合并组建,当时名为“国影一、三厂”。在以后的十多年间,名称一再改变。1936年定为现名。先是综合性制片厂,自1935年始,只生产故事影片。
  战争期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迁至阿拉木图,曾并入中央联合制片厂。该制片厂的标志,中国观众是再熟悉不过,正中是一个男工人和女农民站在一起的塑像,背景为一座克里姆林宫尖塔——这个标志来源于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金属雕像:工人和集体农庄女社员,手中高举镰刀和斧头。它是苏联时代雕塑艺术的典范,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特意以它作为本厂出品电影的片头——苏联解体前,该厂共出品了3000多部电影,包括许多获奖的经典影片。
  当年这座电影制片厂在距离麻雀山不远的莫斯科河畔建厂时,这里还是真正意义上的“莫斯科郊外”,如今,这里早就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而且周边矗立着在莫斯科并不多见的摩天大楼楼群。
大师的殿堂
  我是在当地时间的一天早上,特意跑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来观摩的,结果还真有惊喜发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路边,张贴着数十位著名导演、演员的巨幅海报;再往里走一走,在一处静谧的花园里,居然还留有这里著名演员“手模”的俄罗斯“星光大道”。
  最大的惊喜,还是要数一尊雕像:一位挺着将军肚的老人,发际线明显偏后了,微微向前躬身,右手向前,伸出了食、中二指,眼睛中似乎还带着智慧而狡黠的笑意,特别地传神。一位路过的行人告诉我,这是原著名导演艾利达尔·梁赞诺夫的雕像,梁赞诺夫已经于2015年去世了。
  提到梁赞诺夫,熟悉苏联电影的每一名中国观众都耳熟能详他的“3+1”——《命运的捉弄》(1975,电视放映,最初3年预计有2亿5000万人次观看)、《办公室的故事》(1977,5800万人次)、《两个人的车站》(1982,3580万人次)三部曲,以及《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1973,4900万人次)。
  在俄罗斯,梁赞诺夫更是拥有盛名,他被称为这里的“喜剧教父”,更夸张的说法是他是“俄罗斯每一条狗都认识的人”。梁赞诺夫电影的结局大都是含蓄的、开放性的,他给予生活中孤独的中年男女善良美好的祝福,影片在幽默诙谐中含有深深的寓意,这不,直到他离开了人世,还在用这样的“姿势”提醒我们——笑一笑,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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