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脾气不小,用刀很狠。”看过老何刻章的人,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此话不虚。老何耿直,脾气大,说话不留情面。这也是对自己专业水准的自信,刀法狠,则不拘泥,追求创新。
一日,一位常逛英雄山文化市场的熟客看到老何正在刻章,忙上前和他攀谈:“老何,看你朋友圈里晒的‘狂者进取’的自用印真不错,给我也刻一个呗。”
这时老何正刻到关键地方,只顾埋头做活。他身躯瘦小,皮肤黝黑,年近六十头发已经十分稀疏,但手劲不小,每个笔画都很果断。刻完一个满意的笔画,老何吹去印上的石屑,抬起头对来客说:“你看能不能换个词儿,我不太喜欢重复。”
这些年,来找老何刻章的人越来越多,他甚至被人以“大师”相称。听罢老何撇撇嘴:“喊我‘大师’的人,百分之两千是阿谀奉承的人,这类人不读书、不看报,自然掂不出‘大师’这顶帽子的重量。说实话‘大师’没什么不好,关键是我真没有那样的才能呀。”
他曾放言:“来找我刻印,若喊我大师,价格立即提升十倍以上,我不能愧对您强加在我头上这顶‘大师’的帽子啊。”有朋友看他不修边幅,忙提醒他“包装”自己,把头发胡子留起来。在老何看来,头发胡子若能和艺术家画等号,那火车站的艺术家多了去了。
刻章者本名何江林,性格直爽,朋友不少,大家喜欢唤他“老何”。他治印三十五载,刻章远超五位数。最快的一方印短短半分钟就一气呵成,颇有神韵。他无需在纸上打草稿,直接用笔把字写到石头上。刻成的章甚至比想象得还要好,他说这得益于石头的自然崩裂。
衣着简朴的老何“蜗居”在自己3平米的小店里很知足。除去放满了印章、书籍、毛笔、工具的工作台和一面墙的架子,剩下的区域仅容他一人坐着。可他喜欢这里,一周七天都呆不够。清晨六点多,英雄山文化市场还在寒风中沉睡着,他的小店就有了亮光。没有暖气、空调、风扇,冬日里顾客站一会就要哆嗦,但他刻起章来浑然不觉。
老何一门心思扑在篆刻上,家里事就顾不上了。有次他擦干净工具台正准备刻章,妻子看到这一幕抱怨道:“在家吃完饭也没见你擦过桌子,一遇到刻章的事儿你倒是勤快得很。”妻子生气了,要撕老何的书,老何忙拦下来:“你生气就打我吧,别撕书。”有天妻子兴高采烈打电话问老何“今天是啥日子”,老何一愣,没反应过来。电话那头明显不高兴了:“今天是咱俩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你怎么不把刻章的时间忘了呢!”
这老何可真忘不了。1981年12月,老何初次拿起刻刀。那时他很喜欢画画、写字,写了字就想找人刻个章。但那位刻章人脾气大,还瞧不起人。这让他很不舒服,把心一横,立志要学篆刻,从此不再求人。
起初,老何的父亲很反对,认为还不如去工厂每月赚二十块钱养家糊口有出息。为此他没少挨打。但他就是喜欢,割舍不下。当初条件艰苦,也没有老师教,靠着自己看书摸索,老何在火车道上踅摸了个能刻得动的石头,刻出了生平第一方印。上面是“人有志”三个字,不忘初心,他至今保存着这最初的印稿。
1991年,全国第二届篆刻展在烟台举行。老何的作品也入选了,这让他信心大增。1995年他的作品再次入选第三届篆刻展,后来成为了中国书协会员。2002年,他工作了三十年的德州化工机械厂倒闭了,他便想着靠刻章为生。这年的六七月份,他从德州来到了济南,在省内闻名的文化市场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万事开头难,六七月份老何顶着大太阳摆地摊刻章,时而遭到“先来者”的排斥。那时他一方印仅卖五块钱,一天下来刻得手痛腰酸,赚个六七十块也很有成就感。如今他刻一方印至少100元,到明年还会涨价。老何隔壁的刻章店一方印仅售50元,但他不怕竞争,也不打价格战,更不议价。“篆刻是靠技术说话,只要有真本事,总会有顾客上门。整个文化市场都是刻章的才好呢,那样才有竞争力。”
刻章刻累了,老何就拿出手机来,看看远在德州老家亲人们的照片。看着刚上二年级的小孙女瞪着大大的眼睛,机灵可爱,老何的嘴角不禁挂满笑意。他的儿子、孙女都在老家,没法逗孙女笑,便喜欢在朋友圈“晒晒娃”,听到别人夸赞,也是一种慰藉。虽然眷恋着济南这方给予他艺术舞台的土地,但在老何心中,人老了,终归是要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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