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淑君
文明街位于楼西大街路北,街中段原有丁字路口,西为关帝庙,东为袁宅街。旧时,该街北与府文庙隔街相对,因以得名。史载,古有“文明坊”,位于此街南首,清末民初仍存一碑,曰“文明碑”。
效鲁连义举百姓称颂
文明街南段路东有周姓宅院,为开明绅士周祖澜的祖居。周祖澜,又名荫泉,为清朝廪贡中书科中书。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任京议员,后解职还乡,以乡绅身份参与地方公益事务,百姓以“周老太爷”称之。
周祖澜一生,行过许多善举、义举,其中有两件大事:劝止红枪会攻城闹事和力阻官兵镇压李太黑抗捐举动。
1927年,正值北伐之际,聊城沦为无主的“真空地带”。以王金发为首的匪帮,乘虚盘踞县城。此间,谣传官兵即将剿除顽匪、收复县城。当时东郊一带,已有自发武装组织,即所谓的“红枪会”,名义上自救自卫、除暴济困,实际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红枪会闻此谣言,就起意抢先攻占县城,于是大举进犯。城内商户担惊受怕,担心战事一起,不仅钱财不保,连命也得搭上。于是众商户承诺,只要红枪会肯退兵,宁愿给他们一大笔钱。众人力请德高望重的周祖澜出面调停,周祖澜对红枪会晓以利害、许以金钱,终于使他们退兵十里。不料城内商户们背信弃义,不肯履行当初的承诺。恰在此时,土匪得知此事,为图钱财,将周祖澜绑在树上,以人质相要挟,逼商户拿钱。众商户不得已勉强应命,土匪们大饱私囊后携款逃离。周祖澜既遭商户欺骗,又受土匪凌辱,但舍己而取义,无怪乎被后世誉为“仲连身后又一人”。
民国初期的李太黑抗捐事件,也是一场不小的风波。原堂邑县五圣村(今属东昌府区郑家镇),以李太黑为首的当地村民,向地方官府提出减免赋税的请求,态度坚决。李太黑狂放不羁,不畏官府,曾放言“没有百万兵,压不倒我李太黑”。
当地官府将此抗捐行动定性为造反,呈请上级调兵镇压。李太黑见事态严重,随即遣散青年,只留下老弱病残。他听闻上级派来的带兵官恰名“孙百万”,没想到自己竟一语成谶,更是乱了阵脚,正值李太黑准备与官兵同归于尽之际,周祖澜一面力劝官府息事宁人,一面对李太黑晓以抗拒之利害。在他的斡旋下,李太黑听从忠告,改抗捐为缓纳,官府也顺水推舟,息战退兵。双方对立暂时缓解。尽管李太黑最终被官兵骗入东昌府城杀害,但周祖澜的善行令人难忘。城乡民众感其恩惠,便在县府门前立碑以彰其德,后经战乱,碑不知去向。
日占时期,日伪当局知道周祖澜的威望,想借他的力量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多次请他出任政府职务,但都遭到婉言回绝。但作为一个谙识时务、深知世故的开明乡绅,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利用日伪对他的信任,他也保留了一些与之正常接触的便利,因此拯救了许多被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周祖澜一生慈善谦和,乐于助人,以至于在他死后发丧出殡时,人们都自发地帮助前后料理,连抬棺木的扛工们都一文不取。
周祖澜有一个弟弟,名祖训,字式廷,候选增生员,历任大名县知县、开州知州,民国时任清丰、濮县知事。后因用人不当被革职。自此后,周祖训一直郁郁不得终日,面对其兄周祖澜以及各级各界的批评斥责之声,不堪其重,饮恨自尽。周氏兄弟二人的事迹,在清宣统年间所编《聊城县志》上都有记载。
赛华佗名医誉满泉城
文明街上有一个知名中医傅斯侨,与周氏为姻亲,医术高超,县志上也有记载。傅斯侨,字润臣,生于古楼北相府街,后置宅于文明街路西。同治年贡生,官至直隶州知州。他深恶官场上的腐败与黑暗,弃官回乡行医,闻名乡里。同治十二年(1873)到济南行医,山东巡抚等省城官吏常问诊于他,其名望誉满泉城,后卒于济南。
文明街原有一座关帝庙,坐西朝东,面向袁宅街。庙仅一间布局,中有关羽,左右有关平及周仓塑像。平时庙门关闭,逢年过节向民众开门迎祭。庙内有一悬旗,名号“中天玉帝”；有一副对联,上书“吴宫花草埋幽径,魏国山河伴夕阳”,意为关羽乃蜀汉名将,有气吞孙吴、曹魏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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