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有感于世人对徐志摩的误解,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本《非才子的徐志摩》。正好赁居京师,陪老伴看孙子,闲着也是闲着,便答应了。“非才子的徐志摩”,这个命题,意思是撇开“风流才子”的一面,专述其平生事业。正如写苏东坡,只写他“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至于如何的“朝云暮雨”,就全不管了。
　　起了这个意,过去不会买的书,就得买了。买的书里,有徐善曾先生的《志在摩登》。他是徐积锴的儿子、徐志摩的孙子,书里谈及其祖父的事迹不是很多,刊载的照片,则是他人著作无法比拟的。全书分几部分,真正的传记,只有一百多页。传记中配有照片,凡是重要的,下面都注明“选自徐氏家族影集”。传记之后,是徐志摩的诗选。末后一部分,为“徐氏家族影集”。前前后后,刊出的徐氏家族照片,总在好几十幅。
　　然而,遍翻之后,发现徐积锴先生单个的全身照,一张也没有。再就是,徐善曾与三个姐姐初到美国,与父母的全家福,也没有。缺了这两张照片,不能说不是此“影集”一个小小的缺憾。
　　有这么两张照片吗?有。去了哪儿?在我手里。
　　这就不能不说到我与徐志摩后人的交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写罢《李健吾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我写《徐志摩传》,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邀我编一套《徐志摩全集》。我对编全集的兴趣更大些,便放下《徐志摩传》的写作,开始编全集的准备。
　　此前看到陈从周先生的一篇文章,说抗战期间,有个日本记者从硖石镇上的徐志摩故居抄走两册徐志摩的中学日记,带回日本,送给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又将之送给研究中国文学的斋藤秋男先生。1975年,日本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来访,斋藤秋男为副团长,将这两册日记带到中国,交给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希望能转交给徐志摩的家人。从后来的事实看,对外友协很负责,将这两本日记交给了在美国的徐积锴先生。
　　我要编《徐志摩全集》,这两册日记不能不收入。香港版的《徐志摩全集》,是陈从周参与校订的,未收入。这是怎么回事呢?托上海的朋友打听,说陈先生已失语,问不出来了。这样,就只有问美国的徐积锴先生了。我去过海宁多次,有朋友在那里,问谁知道徐积锴在美国的住址。有人告诉我,李文哉律师是徐家在海宁的代理人,肯定知道。我与文哉先生有一面之交,去信问询,李先生见是办正事,就告诉了。这样,我便与徐积锴先生有了联系。
　　起初徐先生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想来是人老了,怕麻烦,但是关乎他父亲的事,又不能不答复,就那样说了。我不死心,第二次去信,举了证据,说明两本日记确实在其手里。这次不能不说实话了。说当初要编香港版的《徐志摩全集》,陈从周跟他要,他寄给了陈。中间还出个差错,本该上下两册一起寄的,他误寄了两本下册,陈发现后,他又补寄了上册,并嘱咐陈从周将多余的一本下册寄还他,陈没有办。为这事,老先生颇为生气。
　　我的《徐志摩全集》,编了好几年。到了2000年,海宁的虞坤林先生告诉我,陈从周去世后,他去陈家吊唁,顺便问起《府中日记》的下落,陈先生的女儿没费什么事,便从书柜的下层格子里找见了包扎得好好的两册《府中日记》。想来是陈先生收到徐积锴补寄的上册后,复印了一份,这样就有了两套,将一套寄香港,一套自己留下做研究用。虞先生得到后,复印了一份给我。再后来,虞先生将这两册日记整理出来,连同其他四种,出版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我的《全集》即据虞的整理本录入。
　　《徐志摩全集》编完,送了出版社,我就不管了。腾出手来,接着写《徐志摩传》。临到出版的时候,编辑问,能不能有张别处没有用过的徐志摩的照片,显得我们的书有些新意?于是又给积锴先生去信,提出这个要求。有了前面两三次的通信,老先生对我的印象还不错,见《徐志摩传》要出版了,这个忙不能不帮。可是,在他的相册里,确实没有他父亲的照片,过意不去,只好寄来两张别的照片,一张是他的全身照,在庐山,坐在一块石头上照的。正好徐志摩也有这么一张照片,对比之下,还有点意思。另一张是他的四个儿女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中国香港来到美国,跟他夫妇一起,一家六口在一座大厦前照的。照片上能看出,他的夫人张粹文女士真是一等一的美人。
　　此照片可印证一件逸事。积锴先生到了婚配年龄,母亲问他要找个什么样的女孩子,他的回答,跟他父亲是一个路数,说“我只对漂亮的姑娘感兴趣”。他的母亲当时是上海女子储蓄银行的副总,办这个事不难,便在朋友圈里,给儿子介绍了这个绝顶漂亮的名门闺秀。这还不够,后来又送儿子带上新媳妇赴美留学,读了前夫曾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
　　这两张照片,都是原照,且能看出是从相册上揭下来的。背后四角,均有黑色的纸屑。
　　《徐志摩传》的前面要放几张照片,单独放徐积锴的不好,便放了这张全家福。没过多久,广东教育出版社让我编一本《徐志摩画传》,积锴先生的那张单人照也派上了用场。
　　《徐志摩全集》送给出版社,一放就是好几年,临到要出的时候,我想,是不是可以让积锴先生在前面写上几句话,算是小序。台湾版的《全集》前面,有他的小序,不长而文字甚佳。去信问了,老先生说他年事已高,“出国以来已五十余载,平时除偶尔与朋友书信往来以外颇少应用,中文字已续渐忘却,不要说写文章了。”
　　《徐志摩传》是2000年出版的,出来后曾寄给积锴先生。天津版的《徐志摩全集》拖到2005年才出来,按说也该寄给老先生,没寄,是我以为他已经去世了。此番购得《志在摩登》才知道,积锴先生是2007年去世的。
　　这就要说到与徐志摩长孙徐善曾先生的交往了。2012年6月,留法的张葵女士联络中科院院士孙枢等人,在济南开了个徐志摩国际研讨会,邀请的来宾里,有徐善曾先生。张葵女士问我,能不能送给善曾先生一套我编的《徐志摩全集》?不曾犹豫,当下就答应了。实际上,出版多年,我已没有多余的书,手边的一套,上面有我的勾画增补,不能送人。市面上又没有卖的,想起女儿家有一套,便拿来带到济南。上面有写给女儿夫妇的题签,也顾不得了。在会上,作为一项议程,送给徐善曾先生,算是补上了没有给积锴先生寄书的遗憾。
　　会上,善曾先生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段话,全是英文,回来叫人译给我听,只是些感谢的话。
　　我与积锴先生的通信,共有五通。其中一通,送给了李文哉还是虞坤林,记不清了。印象中好像是谁帮了我个忙,又无以回报,便将积锴先生的一通信顺手给了。那个时候人们之间多是书信交往,信里再夹一封信不是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