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遂良
宋仁宗赵桢12岁亲政,53岁驾崩,在位42年,是宋代在位最长的皇帝,所以《清平乐》有条件集中展现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文人。粗略地算一下就有晏殊、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舜钦、石介、张先、文彦博、夏竦、蔡襄、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包拯、苏轼、苏辙等多人。实属难得。
电视剧根据这些文人的政治态度特别是才情、人品,着重描写了清雅冲淡的晏殊、忧乐天下的范仲淹、才情旷达的欧阳修和保守直拗的司马光这四个代表人物。
“太平宰相”晏殊早中状元,曾为帝师,是个老资格。可贵的是他从不专权任性,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从容的精神境界已使他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归于宁静致远。他力劝官家“顾全大局”不去见生母以免激起太后的不满,然后又故意以朝堂失礼的过错自请外放,以平息太后的怨怒。在激烈的朋党之争中,他不偏袒自己栽培提携的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亲信,恪守“治国如执秤”的公正,豁达大度。看看他在《蝶恋花》一词中表现的“独上高楼”的孤独,“望尽天涯路”的寂寞,“山高水阔”的自勉,就知道他是一位厚重内敛、儒雅亲和的文人。
范仲淹出身贫苦,随性豁达。他被晏殊推荐去应天书院执教时,因斗笠布衣被讥讽围阻。他被贬相庐后赤足蹚入河中掬水自饮,高吟“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的诗句,浪漫而清高。他正直无私,多次犯颜直谏,独排众议,治军经武,淡泊名利,“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忧乐安天下。他一贬河中通判,朋友们送他出京,称赞他“此行极光”；二贬睦州知州,送行者又赞他“此行愈光”；三贬饶州知州时,又被赞为“尤光”。三贬三光,天下无双。《清平乐》是把他当作一代文人的精神领袖来塑造的。演员的表演也恰到好处。
欧阳修是一个性情中人,锋芒毕露,不知设防。当他在朝堂上面对群臣揭发他与外甥女有染时,急得赌咒发誓、满头大汗,当他在大街上被落第考生诬他舞弊并加以奚落时,显得狼狈不堪,难以应对(幸亏年轻的苏轼仗义为他解了围)。欧阳修心地坦荡,爱惜人才,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文彦博、司马光、韩琦、包拯等都受到过他的栽培、保护或推荐,他被誉为“千古伯乐”。欧阳修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也是金石、诗话、插花等艺术的开创者。他是个有情趣的人,不然写不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的诗句啊。
司马光是个正人君子,保守派,固执偏激。年少时,头上就戴着“砸缸”的光环。他饱读诗书,循规蹈矩。《清平乐》把他塑造成一个忠君守制、正直不阿的儒家传统承继者。他经常引经据典,从权循例,以牵衣拦道、长跪不起、摘冠明志、以头触地等方式实行“死谏”,逼得官家气急败坏,以赢得自己的令名清誉。当他跪地死缠官家,要他杀掉梁怀吉时,福康公主质问他:你是不是觉得爱恨嗔痴都是有罪的,都该杀?这是问到了要害。司马光曾赞扬一个因守礼闭门不出被活活烧死的妇人。他把礼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正是以礼杀人。尽管他自己是个道德模范,但压抑和放纵同样不是正常的人性,不可提倡。电视剧多少有点渲染了司马光的愚忠和假道学,但这也是艺术的需要。
以范仲淹、欧阳修、韩琦为首的改革派(包括因以公款聚宴被弹劾革职出京的苏舜钦、王益柔等),以吕夷简、王拱辰、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司马光也可包括在内),和以晏殊、富弼、文彦博为代表的中间派之间在朝堂、内阁、官家面前以及酒肆私宅中无数次的辩论、攻讦、质问、对掐,是《清平乐》中最好看的剧情之一。这些文人之间言辞之激烈、争论之火爆,如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也把语言推向了极致。
这种辩论之能够正常进行,得益于宋代重文轻武的体制和皇帝开诚纳谏、不罚言官的传统,形成官家与士大夫对国家的“共治”,官家管着所有的大臣,所有的大臣又管着官家,从内而外地对皇权有了某种制约。
因为党争、政见、人事、后宫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连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大臣都多次被贬。这些文人迁客多愁善感,受到委屈和不公正的处置,郁郁寡欢时,文学就来叩门了。《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沧浪亭记》以及像“碧云天,黄叶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人生多求复多怨”“镇日无心扫黛眉,相酌相劝忍分离”这样数不清的诗词,就成了我们上中小学时要欣赏、学习、默写、背诵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