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主编《齐大月刊》 　　从1930年7月到1934年9月,以及1937年8月到年底,老舍两次在齐鲁大学任教,而他作为主编,编辑的《齐大月刊》则从另一个侧面投射出一股光柱,许多光柱聚合在一起,映射出一个全面的老舍先生。
　　作为齐鲁大学学报性质的《齐大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于1930年10月10日出版,编辑委员舒舍予。他以老舍笔名致“发刊词”:“齐大月刊便是——假如有加以解释的必要——山东私立齐鲁大学的月刊。既名月刊,内容自然也和别家出的月刊差不了多少,出不去: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校事报告等等。有这样的内容,刊行目的也便简单得很:一、校事经过及计划的有系统的报告；二、研究兴趣的表现。”已经形成一套清晰的编辑思路。
　　“发刊词”尽显老舍的幽默与用字如凿的写作风格:“我们的态度,不是以这小小的刊物来满足自己,也不是炫示学校的成绩(我们的国文成绩,算数演草等,并不在这里陈列)。因为像老秀才那样朗读自制的八股,在这个时代,似乎有点不知好歹。像老太婆夸示自家女儿习字簿上的朱圈很多,也觉得太小家子气。我们只能说:我们像一群小学童,事事要问个明白,想到的便愿发表。求知无己,正因学无止境,研究的成绩不一定高明,而研究的兴趣总不是恶的趋向。我们明知自家的学问有限,往往把写出的文字抛在废纸筐里去。研究的态度,偏遇上这个愧馁的心理,我们又不能不怨自己太乏勇气。现在我们决定了:忠实的读书,大胆的发表,如果能引起一些研究与批评的兴趣,也就足以抵得住‘不善藏拙’之诮了。”
　　从时间上算,老舍于7月底到校,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筹划、约稿到出版的全流程,也是高效了。首期发表了署名老舍的《一些印象》之一,除此还有署名舒舍予的《论创作》。文章开门见山:“要创作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在创作之光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对于旧的文艺,应有相当的认识,不错,因为它们自有它们的价值。但是不可由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事事以古代的为准则,便是因沿,便是消失了自身。即使摹古有所似,究是替古人宣传。即使考古有所获,究是文学以外之物,不是文学的本身。”老舍进一步阐释:“不因沿才有活气,志在创作才有生命。”下面的话让人读来更是入心入脑:“我们自身有感情,何必因李白、白乐天酒后牢骚,我们也就牢骚。我们自有观察力,何必拿‘盈盈宝靥,红酣春晓之花,浅浅蛾眉,黛画初三之月’等等敷衍。我们自有判断力,何必借重古句古书。因袭偷巧是我们的大毛病,这么一个古国,这么多的书籍,真有高超思想,妙美描写的,可有几部?”这样犀利的语言,不看作者可能没有几个人想到出自温文尔雅的老舍之笔。文章还阐述了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关系:“批评家可以不会创作,而没有一个创作家不会批评的。在他下笔之前,对于生命自然已有了详细的观察,极严格的批评,然后才下笔写东西。读文者是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正如作者之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看老舍的小说,读他的散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娓娓道来的抒情言世,想不到,舒舍予的《论创作》竟也如此精彩。《论创作》后来被很多小说创作者视为写作纲要,被各种“怎样写小说”之类书籍,奉为宝典,作而必效之。
　　在本期的附录中刊出了《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定“每月月中出版年出版八期,六、七、八及一月停刊”,停刊期属暑假和寒假。对编辑、印刷、内容、经费、投稿等做了详尽说明,还把“齐大月刊编辑部委员姓名”一并公布:周干庭、尤家俊、张惠泉、陈文彬,谢凝远、舒舍予、郭传经、许世钜、王墨圜、王介忱、陈阑芳、李克斌。其中,周干庭是国文系主任,张惠泉是医学院院长,尤家俊是留学奥地利的皮肤病专家,中国皮肤病学的奠基者,陈文彬是物理系主任,编辑阵容齐整,学术水平甚高,保证了《齐大月刊》的出版质量。
　　最后的“编辑部的一两句”虽未标注作者是谁,但其文风、笔法、用词,就是出自主编舒舍予之手,道出了办刊之不易:
　　“忙中有错,诚哉言乎!开学后三四礼拜,便要出本月刊,稿子既不能从天而降,自然大有困难。学生正在选课,交费,检验身体,教师正在预备功课,忙个不了,谁来起个三更给月刊写稿子呢!所是编辑员苦矣!加以编辑部的成立才不过半月,不用说为征集稿子着慌,就是笔墨砚台稿纸也是临时购置呀。忙中有错,有错儿还是小不了!
　　“但是,人非上帝,孰能无错?在这么忙迫的时候,这么短的期间,居然能把这本小册子按预定的日子出版,好坏先搁在一边,究竟算有点办事的勇气。‘手疾眼快’是变戏法的必要条件,编辑员也确乎学了点。
　　“至于印刷呢,更是件困难事,许多符号洋字,须临时造板,篇幅的大小也是第一遭排定,虽然,我们‘一日三崔’,而印工依然是不能不‘一字三叹’的慢慢做起。
　　“得了,事已如此,报委屈是多此一举,抱歉也无济于事。只能再说一句,希望下一期按时交卷,并且比这一期的内容好。”
　　读“编辑部的一两句”,顿生文无须多长,简练、明了,就是好文；词藻无须多华丽,能让读者记住、一目了然,就是好文,面孔无须板着,以文打动人心,不怒自威,这与老舍一贯的写作一脉相承,也是一种阅读的享受。一个月后出版的《齐大月刊》第二期仍有“编辑部的一两句”,篇幅明显小于第一期:“我们对于陈文彬教授十分抱歉,并且为本刊叫苦。陈教授有篇《美丽组织论》,随着第一期的稿子一同送到印刷局去。印工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把它拼好。及至叫陈教授一看,他只剩下了皱眉,稿中所有的公式——全篇中差不多满是公式——半个对的也没有。所用的符号和希腊字母等,全变成了阿拉伯数码和英文字母。无法,只好把稿子留起,等本刊发了财时到上海去印吧!对第一第二期的内容形式我们欢迎批评,以便改善。如蒙赐教,祈将文函交本刊编辑部。”毫无疑问,这段“一两句”肯定出自舒舍予。第三期“编辑部的一两句”更短小,可能是因为要放寒假,“许炳离先生的从墨翟说到杨王孙,和舍予的一些印象都在来年二月续登。本刊在二十年元月停刊一月,因为在年假中,大家都要休息一下。编辑部同人在这儿向一切朋友敬祝新喜。”
　　《齐大月刊》于1932年6月出版第二卷第八期之后,按学校日志,就放暑假了。暑假回来,也没有像往年一样接续出版第三卷,而是于1932年12月出版了由王献唐题写刊名的《齐大季刊》,何思源题写刊名的《齐大月刊》寿终正寝。从办刊风格、内容安排到细微的卷、期,及其出版时间,都有很大改变,看不出“季刊”与“月刊”是承继关系还是改良,更像另起炉灶,绝后开新。其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办得风生水起的《齐大月刊》突遭夭折,与办刊经费有关系,与老舍有关系,还是与校级管理层瓜葛,不得而知。《齐大季刊》编辑委员会发启云:“兹拟将《齐大月刊》改为季刊,形式内容均希有所改善。本校学友投稿(以学术研究或介绍为主,文艺创作副之),如经选登给以每千字一元之酬金。投稿务须抄写清楚,如系翻译须注明原书名称、出版年月及著作者姓名。对一切稿件本会有删改权,未经选用之稿件本会代为保存以便投稿人索取。第1期稿件至迟须于本年10月15日以前送交本会委员(谢凝远博士、陈文彬主任,栾调甫先生、侯宝章大夫、郝昞蘅主任、舒舍予先生),过此期限即留交第二期稿件审查会审查。投稿诸君务希注意。”倒是发现这一时期的齐大高层确实发生了变化,在经历了非常短暂的孔祥熙校长时期后,1931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朱经农接任,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8月被国民政府以借调名义调往湖南省教育厅任厅长,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代理行使校长之职。林济青就是那位去火车站接老舍,被老舍称之为“顶牛”的林院长。从聘请老舍,到两个人“顶牛”,及其先前在文学院的合作,没有证据可证两个人不和。对比“月刊”与“季刊”,从月到季,每年少出四期,仅此一笔开支,在当时就是大数。如此之变,大概率为节省经费,并无他因。民国的文人很随性,拎起包就走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特征,不去过度解读便是对他们的理解与尊重。
　　作为《齐大月刊》的主编,从中显现了舒舍予的编辑思路是清晰明确的,那就是新问题、新思想、新眼光、新学术、新文学、新视角,一个“新”字让沉寂的齐大和《齐大月刊》动起来、活起来,舒舍予教授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实践了自己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