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被统称为“无名烈士”,静静躺在泉城大地上无声无息。74年后,济南首次在全省甚至全国使用DNA技术比对,让烈士“回家”,无名烈士从此不再“无名”。 　　记者　李培乐 　　行程2万多公里的寻找 　　结婚9个月,丈夫离家参军,张淑卿一等就是74年,直到今年1月12日,张淑卿从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那里得知,丈夫孙学通现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老人一生的等待终于画上句号。 　　9月15日,临沂平邑裴家沟的裴守玉和七弟,等来了二哥牺牲在济南的消息,这个消息,他们同样等了70多年。 　　像三位老人一样,49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烈士的亲属,收到了来自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消息,他们寻找多年的亲人终于有了下落。在这背后,是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上百份无名烈士信息的比对和2万多公里的行程。 　　“让无名烈士变有名,让烈士亲属得到告慰,是一件和时间赛跑的工作,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级调研员李晓文说,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提取了685份无名烈士DNA有效样本,目前仍有多份样本在进行信息核实。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陈列科副科长周光涛说,在寻亲走访中,收获了不少感动,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张淑卿的故事”。 　　“老人其实在1958年就收到了丈夫孙学通的烈士证,但因为找不到丈夫的安葬地,老人一直觉得丈夫还在,这一等就是70多年。”周光涛回忆称,当时寻亲中心工作人员见到老人,告知她丈夫就埋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时,老人看上去很平静。虽然已经94岁,但老人仍清楚记得丈夫离去那天的情景。“1947年农历六月初五那天,雨下得很大,我们结婚才9个月。”老人回忆说,那天她给丈夫做好了早饭,但他没来得及吃一口就去参军了。 　　“济南共有烈士17841人,其中无名烈士1878人,至今还有很多烈士没找到家。济南战役已经过去74年,现在烈士仍健在的亲属逐年减少,为烈士寻亲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作。”李晓文说,现在有了DNA新型技术手段,让为无名烈士寻亲有了可能,一方面是让烈士得到安息,也是给亲人这么多年的哀思提供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 　　烈士亲属们的记忆 　　很多烈士生前都是年纪轻轻就参加了革命,有子女的很少。在第五次寻找中,枣庄和临沂这一路,有两位烈士最近的亲属是侄子,也都到了古稀之年。从他们口中,只有上一辈传下来的关于烈士的零星信息。 　　“当时家里穷,我叔叔孙清冒是穿我父亲的衣服当兵走的,从那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滕州西岗镇姜桥村69岁的孙化位告诉记者,自从叔叔失踪后,家人千方百计寻找,都是杳无音信。 　　同样,1948年之后,临沂市平邑县流峪裴家沟的裴家人同样心急如焚。“当时听从战场回来的人说,我二叔(裴守清)在战斗中被打倒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68岁的裴成林是一名教师,他珍藏着二叔的烈士证。裴成林说,叔叔失去消息后,奶奶曾套上驴车去平邑县城寻找,但没有任何消息。从此逢年过节,桌子上会多摆一副碗筷,“我奶奶说要有二叔一碗饭”。 　　让人庆幸的是,平邑县烈士裴守清还有两位健在的弟弟老五和老七。老五裴守玉已经行动不便,但说起二哥还是忍不住擦眼泪,“打孟良崮时,二哥回了一次家,吃了一个煎饼,就再也没回来。”说着,老人抽泣起来。 　　说起这段故事,裴成林也有很深的记忆。当时裴守清烈士所在的部队攻打孟良崮。行军中,裴守清告诉连长,“这个村就是我家”。于是,他就和连长急匆匆来到家里。看到当兵的儿子回来了,母亲赶紧去摊煎饼,“我二叔和连长一人一个煎饼,加了鸡蛋。当时奶奶问二叔怕不怕,他说不怕,吃完就跑着追部队去了。这就是最后的音信。”裴成林介绍。 　　让更多无名烈士“有名” 　　周光涛介绍,其实从1998年开始,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就开通了寻亲热线,但受困于各种因素,当时只是为园内安葬的有名烈士寻亲,截至2021年,23年的时间,也只为216名烈士找到了亲属。找有名的烈士都那么难,让无名烈士“有名”,就变得难上加难。 　　“虽然有了DNA鉴定技术,但这些烈士的遗骸已经长眠地下70多年,能否鉴定出DNA信息谁也没底。”周光涛称,好在当时随机提取的4份样本中,鉴定成功了2个,这让当时参与寻亲的工作人员都看到了希望。 　　“提取、鉴定、比对、筛查、核对、确认。”在李晓文看来,这些环节缺一不可,DNA鉴定完成后,寻亲最关键的一环就在最后的“确认”上。自2021年9月7日首次寻亲启动,到现在已进行了五次。 　　青山有幸埋忠骨,未来,济南必定让更多的无名烈士“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