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明

　　这次土耳其发生地震,中国除派出救援队,还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对发生地震的叙利亚加快推进粮食援助项目,体现了大国担当。自古以来,安邦睦邻、悲悯苍生的理念早已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民为国之本,民以食为天,历来治国安邦者奉行这个道理。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而首开春秋大国争霸局面的管仲曾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天之天”,便是饮食。
　　南北朝时代,兵荒马乱,百姓深陷水深火热,公私赈施抚恤,每每有之。这样的事在其他朝代并非没有,但以这个时代尤为突出。北齐卢叔武,官至刺史、迁太子詹事。他生活俭约,一般常食粟饭葵菜,齐灭国后他竟冻饿而死。大概是受其父卢文伟轻财爱客德行的影响,生前他“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秋,任其偿,都不计较。然而岁岁常得倍余”。春夏之交,青黄不接,虽无灾荒有时也会饿死人。卢叔武并不计较得失,而且每年所得还回的粮食,竟是借出去的一倍有余,可见民风之淳朴。
　　还有北魏官至都官尚书、骠骑大将军的卢义僖,家乡连遭水旱,他以数万石谷子接济平民。结果收成还是不好,他不仅没有让乡人偿还债谷,还当众烧了借契。北齐李士谦也曾“出粟万石以贷乡人,属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赈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曰:‘债了矣,幸勿为念也。’各令罢去。明年大熟,债家争来偿,士谦拒之,一无所受”。李士谦这种无私的行为深深感动了乡亲,在他死后,会葬者达万余人,人们争相为他立碑颂德。
　　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政府要开仓赈灾,有时还会强制富人协助政府救助贫民。北魏宣武帝元恪,在延昌元年(512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令天下有粟之家,除留下自家维持生活的口粮外,将粮食全部贷给饥民。那一年灾荒太严重,不久皇上又下诏书,“诏出太仓粟五十万石,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地方官吏有时也仿照皇帝的做法,在不得已时命富人接济贫人。据《魏书》记载,樊子鹄为殷州刺史,“属岁旱俭,子鹄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贷贫者”,贷粟之后局势还真得到了控制。
　　也有一些富民会主动协助官府,帮助平民度过饥荒。如刘宋人徐耕,曾在大旱之年到县衙陈词,以米千斛助官赈贷,结果受到皇上的称赞,还任命他当平原县令。陈朝出身贫苦的吴明彻,好不容易积攒了三千斛粟麦的家业,他看到邻里乡亲饥荒无食,于是同兄长们商议,把自家的粮食计口分给了乡亲,“计口平分,同其丰俭”。又如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东土饥旱,东海严成、东莞王道盖各以谷五百斛助官赈恤”。五百斛虽不为多,但救人救命之心可嘉,史籍上还特此记上了一笔。
　　还要提到的是,一些皇家子弟也参加到这个行列中,以接济贫苦为荣。齐武帝太子萧长懋和次子萧子良笃信佛教,他们建了一座“六疾馆”,专门收养穷苦百姓,有点像现代的难民收容所。梁文帝第八子萧伟,即梁武帝的弟弟,“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每祁寒积雪,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即赋给之”。萧伟如此趋贤重士,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名,四方知名之士纷纷投到他的门下。
　　萧梁时的皇子们很惯于做这种访贫问苦的事。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也就是那位曾辑《文选》三十卷、未即帝位而去世的皇太子,“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以米密加振赐,人十石”。昭明太子已是萧伟皇子的子侄辈,此外,其他子侄也不乏学样的。梁文帝第十一子萧檐之子萧瑛,在任北徐州刺史时,“常载粟帛游于境内,遇有贫者,即以振焉”。
　　关于政府救灾,古时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如宋人董煟有《救荒活民书》三卷,追述三代至宋时的救荒史实,也列举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有关言论,如晁错所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又如:“陆贽尝谓,国家救荒,所费者财用,所得者人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放粮赈灾,施粥救民,安定人心。明代钟化民,官太常少卿,他根据自己在河南地区救助灾民的实践,写成《赈豫纪略》一书。书中详记官府设立“粥厂”济贫的做法,应当属于较为完备的一种救灾救济方式。
　　政府的救灾救助,要有得力的官吏实施,否则半路截留、中饱私囊,饥民一无所得。据《后汉书》记载,陆续就是一位得力的小吏,“(陆续)仕郡户曹史。时岁荒民饥,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饘粥。续悉简阅其民,讯以名氏。事毕,兴问所食几何。续因口说六百余人,皆分别姓字,无有差谬”。一个小吏,要做到这样是极不易的。同是在东汉时代,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大灾,帝命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结果百姓依然大量死亡,献帝怀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侯汶可能贪污了皇粮,结果被责打了一顿大板。
　　古代既有不测的天灾,也有长年的兵灾,战乱之苦也须抚恤。明人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六谈到了宋代的一些情况,他说:“宋时,诸路被兵之后,必有一番优恤。田有践伤者,或赐之粟,民有被掠者,或赐之米,或除其积逋,或收其遗骸,种种抚摩,不一而足。深仁厚泽,固结于人心,良有以也。”于慎行很赞赏宋代的做法,但对明代不重视这一点感到很遗憾:“今世诚考其法,于边境中虏之地仿而行之,于公家无费,而可以收拾人心,培养元气,惜乎无举而行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