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昱
在二战中的诸多名将中,隆美尔不知应该算幸运还是命苦——德国对波兰开战时,隆美尔还在希特勒身边当警卫营营长,对同僚们的战功只能过眼瘾。阿拉曼战役中,隆美尔虽然在北非经营多年,却正好请病假回了德国,没赶上这场转折之战。到了诺曼底登陆时,隆美尔本来一直负责“大西洋壁垒”,却偏偏在“霸王行动”当天回家为老婆过生日,于是让盟军从容地上了岸——纵观二战,此公虽有能征善战之名,可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是缺场。当然,这位“不赶趟元帅”最后也没赶上德国战败这个大结局——他用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再一次的缺场。
1944年10月14日,离德国投降还有半年时,隆美尔突然莫名其妙地“病死”了,纳粹德国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浓墨重彩地宣传这位元帅是怎样在弥留之际还“挂心于元首、党和祖国的事业”的。纳粹官方给了隆美尔以国葬待遇。最高军事长官龙德施泰特元帅在葬礼上代表希特勒致了悼词,对着盖着万字旗的隆美尔遗体深情而又肉麻地高度评价道:“他的心永远属于元首。”希特勒用自己这位昔日爱将的死,在自己的脸上又重重地贴了一把金。
有关隆美尔的死因成为常被后世“惦记”起的话题。“脑溢血突发”当然是胡说,真相在战后很快水落石出了——隆美尔因被怀疑参与了旨在刺杀希特勒以结束战争的“7·20事件”而被迫自杀。争论的焦点在于,隆美尔到底是不是真的参与了刺杀希特勒?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从二战后一直扯到了今天。隆美尔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和良好的私德,让很多他的“粉丝”更愿意相信这位将军在最后时刻迷途知返,成为了志在从专制下挽救国家的“抵抗运动战士”。
然而,如果你公正地看过有关隆美尔的传记,会承认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与他留下的那些威风八面的各种“摆拍”照片不同,隆美尔的性格与他的身材一样,有着软弱的一面。年轻时代的隆美尔本想成为工程师,是在父亲的强令下才入了伍。自那以后,“出色地完成迫不得已的工作”就成了隆美尔无法摆脱的宿命,在北非这个次要战场上大展拳脚是如此,在“大西洋壁垒”计划中为纳粹进行最后垂死挣扎也是这样。在执行这些任务时,隆美尔虽然对希特勒的疯狂满怀怨言,并且不时搞些“小动作”,但他从不敢真正反对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恰恰是看清了这一点,才刻意一再提拔隆美尔,让他有机会成为“纳粹战神”。这样一个因独裁者的青睐才得以机会施展才华的人,是无法反对体制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体制塑造出来的玩偶。
隆美尔的身上,其实浓缩了一代德国军人的悲剧命运。受制于斯巴达式的精英教育和民族主义的洗脑,他们无法像数十年后自己的后辈们一样,明了“将枪口抬高一寸”的道理,最终成为了邪恶体制的殉葬品,成为貌似威武,实则软弱的“玩偶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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