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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永军
我生长在农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农村所经历和熏染的民俗文化气氛陪伴我大半辈子,至今仍是萦绕不去的梦中情怀,它经常让我回味、令我敬畏。
在农村过年,最神圣的物像是贴春联。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春联的起点应溯于五代,《宋史·蜀世家》中就有后蜀主孟昶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之说。“春联”作为名词出现,则在明代初年。传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除夕前颁下御旨,要求金陵家家户户用红纸写成春联贴在门上,以贺新春。大年初一早上,他亲自微服巡视,每当看见写得好的,便赞上几句。正高兴着呢,碰到一家没贴春联的,便询问原因,侍从回说:这一家从事杀猪和劁猪营生,过年特别忙,还没有来得及请人写呢。于是,朱元璋便命人拿来笔墨纸砚,亲自为这家写了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尔后又继续巡视。巡了大半天,在回宫的路上又经过那个屠户家,见门上仍然光着,喝问是怎么回事,屠户恭敬地回答:“这副春联是皇上亲自写的,要高悬到中堂上,每天焚香供奉。”朱元璋听了很受用,立马赏了三十两银子。
当然,把一种习俗归为行政强推的结果,是有欠公允的。行政高压可执行一时,却不能风行一世,更不会世代因袭。春联之所以历经千载而不衰,迄今仍在中国民间尤其农村中盛行,与其独特的魅力密切相关。一是喜庆性。普天同庆,举国弘扬。除非家中有老人过世需守孝三年可以不贴,否则,过年时吃的可以孬点,穿的可以差点,春联却是一定要贴的。住宅的院门、屋门、房门上要贴,院内的照壁、墙面和大树、室内靠炕的墙壁、厨房的灶台要贴,店铺、作坊、柴房包括猪圈、鸡鸭舍也要贴,就连供奉神仙的地方亦不例外,要的就是这个到处红红火火、满眼红彤彤。二是祈祷性。除旧布新,福运来年。过去一年是丰收的,那也已是陈迹,希望来年有更大的收获；过去一年不如意,毕竟过去了,往事如烟,随风飘逝,有下坡就有上路,有困地便会有顺境,祈祷来年时来运转。于是,春联便成了寄托希望的吉祥物。三是人文性。家家户户红相似,户户家家联不同。大年三十下午,倘若你在村子里大街上一家接一家看春联,品咂其中寓意,会感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譬如,看到一家贴着“光荣人家,英雄门第”的春联,你便会知道这家是烈、军属或家中有立功之人；看到一户贴着“一枝粉笔,连绵化雨滋桃李；三尺讲台,摇曳春风抚栋梁”的春联,即可认定这是一个教师家庭。正是这般富有思想性和感情色彩,才使得春联有看头、有味道。相比之下,那种程式化的印刷品对联毫无生命力,贴上一副充其量只是个装点,图个形式而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年三十上午赶集求了一包春联回家,因为不识字,看人家写时尚记得,临贴时却搞混了,又不好意思求人帮助贴,便凭着感觉贴了上去。门上的对联字大好认,没有搞错,那些该贴到墙壁、粮仓、猪圈里的小对联却出了岔子。大年初一早上,前来拜年的人发现:那炕头墙壁上本应贴“抬头见喜”的地方,却错误地贴上了“肥猪满圈”,猪圈里则阴差阳错地贴上了“抬头见喜”,寓意全反了。此事不胫而走,自然成了乡闾间的笑料,在一些喜欢给人起绰号的人嘴里,这家的大人一下子变成了“老母猪”,小孩子则成了“小公猪”、“小母猪”。引以为戒,敝村乡亲们贴春联,尤其认真和恭敬。我那没有念过几天书的父亲,过年贴春联,总要事先作好标记,固执地看着我们兄弟贴,唯恐出半点儿差错。年复一年,对春联的敬畏、贴春联时的庄重,便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人们喜爱和敬畏春联,从根本上说应归于春联中所蕴含的浓浓春意:“一年之计在于春”,什么都无法代替这个“春”字。春是一种无言的生机,它所寓意的永远都是未来时。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是人类永恒的诱惑,又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有一年春节,我回故乡过年,与儿时伙伴聊起了村里的后生,得知那户贴错春联的人家,孙儿辈个个发奋,人人上了大学,一人正在复旦读博士,成了村里的骄傲。这个消息曾令我唏嘘不已,思绪万千。“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不正是人们一代一代重复着贴春联这个古老姿势,虔诚地、静静地让春联守卫在门口,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一点点融入“春”的祈望之中的一个见证吗?这不正是小至一个家庭大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断在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中图强的一个缩影吗?让人欣喜的是,今天在通向“中国梦”的春天里,革故鼎新、除旧布新,正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一个自觉担当,铿锵在深化改革的步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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