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八万”带来的执法尴尬
2016年01月0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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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未来,这就需要相关政策的延续性更强,使人们对政策调整有更准确的预期。如此一来,有了更充分的准备,也就更容易掌握主动,让人们更从容地应对政策调整带来的“不适”。
今年元旦是“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的节点,这几天看到的很多新闻与此有关。若论大体内容,无非是提前一天出生是“政策外”,须缴纳社会抚养费；推后一天则是“政策内”,为合法二孩。据报道,福建惠安的陈先生一家,将预产期2015年12月27日的二孩,“稳”到了2016年元旦凌晨出生,奶奶给这个省了8万元的孩子起名叫“八万”。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此前的投票表决结果,以元旦零点认定二孩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征收社会抚养费,确实符合法律的严肃性。只不过,当法律的具体执行很可能对两个出生相距几分钟的孩子做“区别对待”,甚至会对两个家庭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时,很多人在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全面二孩”在“临界点”上引发的情法冲突,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的新窗口。
就像那个小名“八万”的孩子,就被家长称为“懂事”,而他哪里懂得让家长无能为力的心事。众所周知,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能够估算出较为精确的预产期,但自然分娩的孩子什么时间点出生,仍然是难以预测的。通常而言,法律所约束的是人们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为,而不是不能控制的行为,这也是无民事或刑事责任能力者不承担相应责任的原因。因此,当有父母要为孩子的“提前”出生承担法律责任时,出现不理解是很正常的。
事实上,但凡涉及政策调整或法律修订,总要确定一个具体“新旧”界线,一直以来这都是难点,临界点附近执法往往也面临着尴尬。不光是二孩合法身份的认定,像城市限牌新政的推行,或是新的落户规则,甚至是某个城市新规划,都能引发类似的情法冲突。比如,天津等地限牌前的汽车抢购潮,上海等地户籍学区新政前的“离婚潮”,乃至通州去年的购房潮,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政策调整让人们面临被动抉择时,往往就会引发人们对法律或政策的不理解；同时执法部门也会感觉很难,严格执行要承受情感压力,不执行又有违法律的严肃性。
不能否认的是,目前的情况来看,类似生育政策这样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出现情法冲突的“阵痛期”是必然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成了如何减少甚至是消除群众的痛感,避免类似的尴尬处境。特别是关系到人们生活抉择的领域,如结婚生育、购房购车等,充分缓冲就显得更为必要。着眼于未来,这就需要相关政策的延续性更强,使人们对政策调整有更准确的预期。如此一来,有了更充分的准备,也就更容易掌握主动,让人们更从容地应对政策调整带来的“不适”。
回头再看元旦前出生的、不符合政策的二孩,他们给家人带来了“额外”负担,也给未来的政策调整带来一些启发。毕竟,伴随政策调整总要有相关法律的修订,而对法律权威性的信仰,靠的是人们自主的选择和自觉的行动,而非从天而降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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