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当穿行在高招会上的“准大学生”们还在为报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而忙碌的时候,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正怀着一抹淡淡的离愁聆听大学时代的“最后一课”——来自领导、老师的毕业致辞。
早在蔡元培、梅贻琦掌校的时代,“最后一课”就已颇受推重。1922年,蔡元培校长在北大毕业生欢送会上发表演讲,勉励同学们“承五四之精神,担救国之重任”；1927年,梅贻琦校长与即将留美的清华毕业生深情道别,叮嘱大家到了美国不要因“颠倒于新大陆中繁华奢靡的社会里”而把学业荒废了。到了1932年,胡适的《功不唐捐》横空出世,在这篇著名的毕业致辞中,胡适耐心地帮毕业生们分析“可走的路”与“堕落的危险”,并为他们开出“防身的药方”,劝勉学生们:“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这些年,千姿百态的“最后一课”渐成毕业季里的一道社会景观。其中,2010年李培根院士的“最后一课”堪称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经典之作——在毕业典礼上,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李院士以近似段子手的口吻,饱含真情地对毕业同学们的大学生涯做了精彩总结,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根叔体”几乎成了大学“最后一课”的主流“体裁”——大家一窝蜂似的将流行段子、网络热词、当红影视剧与影视明星的噱头塞进自己的讲稿,并努力摆出一种一脸轻松游刃有余的潮范儿,试图以这种“与时俱进”与“自降身段”去收割更多的笑声与掌声。
“根叔体”当年一炮走红自有其道理。至少,相对于那些心不在焉例行公事式的道别,根叔“秀”出了自己的真诚与创意；相对于那些居高临下面目可憎的训话,根叔“秀”出了足够的尊重与活力。对既有模式的强力解构,以及华发院士与段子手风格之间的巨大反差,极大地增强了“根叔体”的“喜剧效果”。
但是,当“根叔体”的毕业致辞越来越多,甚至泛滥成一种新的时髦、新的主流模式的时候,其“边际”魅力就会迅速递减,以至于衰变为一种恶俗。正如已有论者吐槽的那样,在不少“根叔体”模仿者那里,“最后一课”已开始丧失必要的诚意与教育价值,越来越像一种油腔滑调乃至插科打诨的抖机灵,一场一门心思讨好毕业学生乃至大众传媒的脱口秀。
如此这般的“根叔体”毕业致辞可以休矣!在一个庄严时刻,面对一群青春似火跃跃欲试的年轻人,面对一群涉世未深、一不留神就会误食各色庸俗成功学毒药的“子弟兵”,“最后一课”怎能没有真性情,怎能回避真问题,怎能不推心置腹语重心长,怎能只顾及“眼前的苟且”,而对“诗与远方”敷衍了事甚至只字不提?“最后一课”终究还是要讲点真格的,哪怕被习惯了“根叔体”的人士嘲讽为“装”与“滥情”!
最后,谨以一份几年来一直在坊间热传的大学毕业致辞中的几句话作别今年毕业的同学们,并向那些不肯媚俗的“最后一课”致敬——
“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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