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起码,让我们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没有文学的介入,好音乐难以诞生；同样,没有音乐更早对于文学的启迪,文学不会出现复调和多声部。
听到鲍勃·迪伦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很有些兴奋。评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像体育比赛,总给人一些意外。都在意料之中,也确实没什么意思。这个奖给鲍勃·迪伦比给村上春树要更热闹,起码让我兴奋。
一脸褶子的鲍勃·迪伦,已经获奖无数,但诺贝尔文学奖,却是破天荒第一次给了一位摇滚歌手。起码,让我们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没有文学的介入,好音乐难以诞生；同样,没有音乐更早对于文学的启迪,文学不会出现复调和多声部。世界上摇滚歌手多如过江之鲫,鲍勃·迪伦绝无仅有,不仅在于获奖辞说的“诗意的表达”,还在于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便和美国的历史融合在一起,和人民的心声合辙押韵。半个多世纪,抱着一把木吉他,唱着沙哑粗糙的民谣。他就像是上帝专门为时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时代的每一根神经。面对生活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都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的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时代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大合唱人群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
在《答案在风中飘》中,有这样两句歌词,我一直忘不了。一句是“炮弹要飞多少次战争才能永远被禁止”,一句是“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前者,是他对战争的愤怒；后者,是他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的质询。多少年过去了,战争依然没有被禁止,隔膜也没有被减轻或缩短。鲍勃·迪伦不是要给我们红头文件一般的答案,而是如刺一样刺痛我们越来越麻木而自私的神经。
鲍勃·迪伦并不仅唱这样宏大主题的大歌,也唱震撼人心的小曲。他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向一个叫做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那是一首原名叫做《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里的歌。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美金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勃·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曾经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绎,两次唱得都是那样情深意长感人肺腑。他是以深切的同情和呼唤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着弥漫在这个世界上种种强权、种族歧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鲍勃·迪伦的歌,不仅有骨头,还有血肉；不仅有灵魂,还有皮肤；不仅是天上闪亮的星,还是地上萋萋的草。坚持半个多世纪这样唱歌并且唱着这样的歌的鲍勃·迪伦,值得尊敬。
半个多世纪呀,时间是雕塑师,能够把人雕塑得面目皆非,坚持初心,谈何容易。想想我们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残酷的政治运动如今已经被体育运动所取代,疯狂的球迷已经替代了当年对政治运动的迷恋,手机微信更是替代了当年的日记、情书里的悄悄话和大字报墨汁淋漓的揭发。饥饿是少数人的专利,高蛋白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三高已经让减肥成了世界性流行趋势。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而献身,成了愚蠢和傻帽儿的代名词,惟利是图已经不再羞怯,笑贫不笑娼已经深入人心,绝对不再相信经过了岁月的磨洗蚌壳里会含有珍珠,而是早就心急气躁地打开蚌壳,就着进口的红酒吃里面的蚌肉了。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发霉的青苔爬满我们的周围而我们自己以为是环绕的绿围巾,我们跌入了烂泥塘却以为是舒舒服服的席梦思软床,就实在是见怪不怪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鲍勃·迪伦,尽管他已经改用电吉他,不可能再像滚石一样重返61号公路了。毕竟还有一个鲍勃·迪伦,还在向我们唱着苦苦寻找着人生和世界很多答案的歌。如今,谁还能陪一个老炮儿玩?诺贝尔文学奖想起了他,愿意和他一起玩。即使算不上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总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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