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济南的私塾消失在哪一天并不重要,有历史意义的是它消失前的最后岁月。旧教育意识的坚守与新教育体系的渐进,这样的交替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现在年近八旬的老人有些有私塾底子,向前推八十年,大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码在1934年之前私塾这种教育形式还在济南周边的农村延续着。然而私塾制度在1901年就被清政府废止了。1893年,张之洞给光绪帝上了一道设立学堂教育的奏折,这个奏折兼顾了私塾与学堂两种教育形式的存在,此后两种教育模式的争论不绝于朝廷,1901年光绪帝下诏,自明年始,乡试、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且停止了武科的乡试、会试,以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这是私塾制度的终结。
制度终结了,它的形式还在民间延续着,当时济南周边乡里学校与私塾并存,学校还不普及,只有大一些的乡镇才设学校,而私塾遍地开花。一位家在历城与章丘搭界的老人告诉我,他们村请先生来设馆,弟子投馆每人每年须交二十五斤粮食,开馆之初常常见小小的弟子们背着粮食袋去上学,那是给先生的脩束,即现在的学费。
不管学堂还是私塾都需要家庭有一定的财力支持,很多欲培养孩子读书的家庭选私塾而弃学堂,他们认为学堂里学的那些“大羊和小羊,一起上山岗,山上草青青……”的课文没有用,远不如私塾里的“人之初,性本善”更有教化意义,所以私塾绵延。这里是孔孟之乡,从孔子设杏坛,到这些先生最后的绝唱,私塾始于齐鲁大地,终于齐鲁大地。现在八十岁左右的老人是那个学制最后的弟子。
入私塾第一课,先生从《百家姓》《三字经》教起,然后《论语》《孟子》,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渐进,把《四书》《五经》教遍。弟子入学,学习方法就是背书,死记硬背,背过一部书,由先生检查,认为背熟了,再指定下一部书。到了一定程度才开讲。开讲叫开蒙。书中的道理先生才逐一告诉弟子。现在回过头去考察这种教育形式,优劣并存,并不是消亡的东西就一无是处,它的独到之处是,在孩提时代就确立了读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千年以来,读书人一直是社会的脊梁。私塾的课业统一,课本却形形色色,有私家刻印的,有集市上买来的,更有穷学生买不起,就借了同学的书抄,往往抄书的学生比照书死背的学生记得更快。私塾念完,学生便走入考取功名的博弈,考试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先由县试、府试、院试取得生员资格。这个形式有点像今天的自学考试。获得生员资格才有机会参加乡试,乡试在省城贡院举行,中举者称解元,获得这个身份才可进京参加礼部的会试,这是中央级的考试,获得会试第一名自然叫会元,与其他贡士参加皇帝的殿试,才能分出状元、榜眼、探花。所谓“学而优则仕”,只有搞明白这个考试进程才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光绪帝一纸诏书废除了这个制度,学子们进身的阶梯没有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私塾的意义只剩下识字和明理。乡野荒村,乡民们不知外边世界的变迁,仍然固守着这种传统的教育习惯,是一种时代的落伍,然而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遗产文化有时是功利的,当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被乡民们认可,私塾就真的终结了。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