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架上除了放置图书,专门腾出了一个格存放书信,这些信,有长辈的来信,有与妻子的两地书,有与师友的鸿雁往来,还有就是出版社给我的退稿信。没有那么矫情,也不会隔三岔五地拿出来看看,人生有些东西只要留存着,就留存住了属于自己的光阴。
年轻时与妻子分居两个城市,看到别人花前月下,我们只能在灯下偷偷地书写。“偷偷地”是一件很刺激的事,信里有青春的懵懂、理想的梦幻,我们共同丈量着未来的人生、事业、家庭。没有卿卿我我的形容词,只有踏踏实实的语言,我们都不喜欢在彼此之间用形容词表达,主张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实实在在的话。直到结婚,她的嫁妆里有半箱衣物,还有半箱是我写给她的信。同样,我这边也有一抽屉她写来的信。假如把这些信编年,每一组信都是成对的。光阴荏苒,这些信件尚未变黄,天翻地覆的企业改制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我被迫到北京就职,与妻子再一次过起了两地书的生活。那里云集着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孤男寡女,人人“舍家就业”。“大哥大”一万块钱一部,我们买不起,倾尽家当,又托关系,在家里安装了一部座机。可是北京的公司管理严格,不允许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所以最可靠的还是通信。记得我的生日时,妻子算准信件在路上的时间,把一封祝福信寄到我的手里,开头第一句话便是“夫君,生日快乐”,从来对我直呼其名的妻子在日思夜想的日子里也浪漫起来,信尾还有女儿稚嫩的笔迹,幼小的问候震撼着我的心灵。记忆中的温存都在一个信封里保留下来。有人曾经问过:你认为什么是幸福?我的回答是:有稳定的工作,下班后有家可回,无论挣多挣少,让一家人天天团聚就是最大的幸福。
在长辈的信中,最多的是岳父的信。他把女儿送到我身边,失去了来自女儿的照料。直到我的爱女出生,我才体会了岳父、岳母的心境。我的父母过世早,所以视他们如父母。岳父的来信多是平安家书,平淡如水,说他们很好,冬说冬暖,夏说夏凉,让我们放心。岳母去世后,岳父独自生活,来信仍是平安。直到一天,他坐在藤椅上静静地离去,身边没有我们。不知他最后的时刻念着什么?而他的儿女在千里之外。今天重读他的信,平淡的字句如惊涛骇浪,每一个字都扑打着我们的心。
师友的信札庞杂,最值得纪念的是“山乡来信”。1969至1970年间是我们这一届高中生上山下乡的年代,一夜之间我的同学们放弃了对学分的追求而转向对生活的思考,带着成家立业的铺盖星散于山乡各处。我是独子,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没有走。当众同学离去之后,便形单影只地在城市里流浪。这时候我们的城乡书开始了。书信里不再有学生腔,而是对独立生存的渴望、能够自食其力的幻想。城市里所有劳动的门都对我们关闭着,不像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摆地摊,可以送外卖,当时的我们只能在书信里抒发郁闷。这时,一封寄自阳谷知青点的信把我逗乐了,同学告诉我,他们正与村里的文娱骨干排演《沙家浜》,所有的知青,会唱的不会唱的都上阵了,阿庆嫂是剧中的女一号,自然由我们的校花担任。村里有个会计看上了这位知青中的美人,也闹着去饰演一个角色,无奈这人五音不全,走道还罗圈,可他是会计,别人不敢得罪他,我这位同学就问他,你想演哪个角色?他说,别的我演不了,就演阿庆吧。他光做“阿庆嫂”的好梦了!我的同学在信里说,他把梦做到戏外去了!我就回信调侃他,你们是怎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为了这个话题,我们书信往来谈了好几个回合。从此男知青保护着女知青,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惺惺相惜,结下一生情缘。当大返城到来的时候,他们携手而归,唱了一出“夫妻双双把家还”。
信中还有一件趣事:当年随知青下乡的还有老师,是协助管理知青的。老师自然是把家搬了去的。有一位姓李的老师带去了一辆自行车,这可成了同学们的宝贝,大家在苦闷中进城消遣,都来借李老师的车,硬硬把一辆私家车变成了公家车。李老师心疼他的车,索性把两个车轮卸下来挂在墙上,再有人借,便指着墙说,坏了。同学在信里说,师生的情谊早已在严酷的生活面前解体,我们共同面对的是如何生存。
信札中的十余封退稿信是一次次梦想的破灭,每一封信都是一次失败的足迹。回过头去看这些足迹,原来我们是从失败中走出来的。留住失败的印记,培育了心中的勇敢和顽强,终将走出昨天的阴影。曾经有一项社会调查,问:时间都去哪儿了?我答:时间都留在昨天的书简里,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句感慨,写下了毕生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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