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戴上‘其他’的帽子,我们审查时就搞不清楚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日前在审查预算草案时,找到不少名为“其他”的支出项目,且“其他”框里的支出金额很大,占比很高。2018年中央本级基本支出预算表中,“其他支出”比重则高达30%。在刘小兵看来,不管是科目设置不合理,还是政府花钱不规范,如果最终结果导致代表在审查预算时无法看清楚、弄明白,那么知情权与监督权就难以体现。
2018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商业流通事务”支出中,26.12亿元的预算下有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市场监测及信息管理、民贸民品贷款贴息、事业运行、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共6个科目。前5个没有一个过亿元,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却高达25.17亿元,占比96.36%。“其他”在一些预算支出中何以“唱主角”?与财政支出科目的调整滞后有关。我国目前使用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是2007年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成员国的要求,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定的。如今10年过去,政府花钱的方向发生了很多变化,但科目调整未能跟上,一些“无处安放”的支出,只得贴上“其他”的标签。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能意味着花钱出了问题,花到不应该花的地方去了,以至于找不到科目来反映,只好放到“其他支出”中。如刘小兵在教育部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中发现,1405.6亿元高等教育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4方面。其中,150.51亿元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用于“办公费、电费、劳务费”等27个方面(款级科目)。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了人员经费还要安排14.58亿元劳务费?
公开、透明、完整、统一、效能和可持续,当是公共财政的生命和灵魂。预算的透明性,无疑是维护公众知情监督权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行为的复杂化,预算规模日益庞大,预算收支项目也日渐多样化。如果不能悉数公开,不通过人大代表的审议把关,就有可能使“其他支出”游离于监督之外。一旦逃离监督制约,就有可能成为权力寻租和自肥的后花园。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和部门。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有理由对“其他支出”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质疑,也只有通过公开审议和有效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其他支出”藏污纳垢。
有鉴于此,公众寄希望于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盯紧“其他”,对不明就里的“其他”寻根究底,让预算部门说个清清楚楚。
当务之急则是,国家财政应尽快对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修订,使之与时俱进,在广度上能够全面展示政府的所作所为,在深度上能够细化到足以去判别政府的所作所为,尽可能减少“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科目,以公开、透明、完整、统一彰显财政的公共性质。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够根据公开的财政信息,判断政府权力运行是否规范、正确,也才能管好钱袋子、用好钱袋子,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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