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力
在《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对话,子贡问孔子: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希望听听老师对我的看法。孔子打了个比方:你是一种器皿。子贡又问:什么器皿?孔子说:“瑚琏。”这一评价很微妙。子贡在生意场上非常成功,被称为“孔门儒商第一人”。在传统社会中,商人有钱,但没有现在这样高的地位,士农工商四民,商居尾,而且老百姓一直有无商不奸的看法,做生意肯定要贱买贵卖,否则怎么赚钱?孔子有经世之愿,想从政；子贡有经商之道,想发财。从孔子“君子不器”的观点看,器非道,是物质工具,属于形而下的东西,孔子将子贡比作一种器皿,评价不太高。但瑚琏非一般器用之物,而是神圣的礼器。倡导礼乐文明的孔子借此赞扬学生有宗庙之才。这种评价比较高,而非最高。青年学者颜回才是孔子的第一爱徒。
孔子的财富观是有前提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执鞭之士”做些看门修路的简单工作。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能发财,即便干些普通职业,他也愿意。如果不可求富,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普通职业是发不了财的,孔子也就是那么一说。他在这里想说富贵不是坏事,关键不在求富与不求富,而在可求与不可求,可与不可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于道义,不在高低贵贱。现代国学要重视孔子“富而可求”的思想,这才能与商业文明贯通。没有利益驱动就没有活力,是贫困世界；只有利益驱动而没有正义,是小人世界。孔子不反对功利,反对过度功利。
《论语·述而》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家常饭,喝白开水,枕着胳膊侧卧(姿态很像后世寺庙里的卧佛),过普通人的生活,乐此不疲。无道义的富贵就像浮云一样没有根基,随时可能飘走,并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段文字说的是“孔颜之乐”,“孔”是孔子,“颜”是颜回,这师徒两人的价值观最为接近,也最能代表原始儒家对财富与道义关系的看法。他们并不甘于清贫,但如果为了求道非要如此不可,也心安理得。富贵乐道,穷困也乐道,这是根生的幸福。
孔子重道,不贱商,对商人持有保留的接受态度。宋明理学则不太平衡,他们认为义基于天理,利基于人欲,两者不可调和,将义利关系绝对化了。朱熹的看法还算活络,朝后退了一步,他认为功利与德性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功利不至者”。做人好,成功的概率就高。但是,好人不得好报的事情也是存在的。如果面对义与利两选其一的无奈,人要舍利取义,因为义大于利,这是儒家的主流观点。
晚清状元张謇脱袍下海,心有不甘,他说本人是“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自嘲商人身份,表现出文人的百般不情愿。作为身不由己的市场角色,不把儒学带进经济圈,缺少影响实业风气的自觉性,没有端正商道的能力,必然困惑于双重人格。
北宋灭亡以后,孔子嫡传的衍圣公孔瑞友逃难到了浙江衢州,以后就在那里生了根。如今的北孔后代已非嫡长。然而,谁是正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重心的南移,从此江浙一带成了才俊辈出的地方,历史上出的状元多,新中国出的院士多。人杰地灵要有物质根基,江南是鱼米之乡,人们好混生活,顺势成全了耕读之乐,容易平衡。孔瑞友及其后代乐不思蜀,说明江浙一代有文化人生活的闲适条件。做学问需要经济打前站,即便“饭疏食饮水”,也要有最低保障。
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比较快,可说是南孔与当地文化结合,发展了孔子“富而可求”的思想。永嘉学派的叶适反对朱子的性命说,高扬事功价值,超越了原始儒学。浙东学派的陈亮也属于功利主义儒家,他借用《周易》的说法——“义者利之和”,对和谐的内涵有特别的解释:在利益冲突中达成利益均衡,这是很了不起的儒商观。在他看来,如果事情做对了,就一定有利。反命题也正确,只要有利可图,事情就做对了。正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陈亮),功利+德性便是“功德”,事功与道义相融,接近墨子的观点——“义者,利也”。企业把钱挣到手,解决了就业问题,就有道义；同时,企业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是消费者所需要的,也符合道义,当然也有利可图。
明清实学与佛道虚学相反,对理学与心学不以为然。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要重视西方的科学,主张经世致用、济世救民,从重本抑末走向了工商皆本,由四民相分到四民相通,由重义轻利到以义为利。实学后来流传到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成为有影响的国际学问。
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著名实业家,涉足金融、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到了晚年,涩泽荣一积毕生经验,写下了《论语与算盘》一书。他认为儒学是实学,孔子并不贱商,《论语》甚至堪称“商业圣经”,儒家的真精神与工业文明有一致性。追求利益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缩小仁义与算盘的距离是最重要的事情。义与利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都好,才有幸福可言。人们尽可以放手追逐阳光下的利润,而不必以为这样于道德有亏。他倡导“行动《论语》”,提出“士魂商才”说,既要有士(文化)的操守,也要有商(实业)的才华。涩泽荣一把孔子精神与欧美经济伦理结合起来,奠定了日本企业思想的基础。现代儒商思想发端于日本带有必然性,他们进入工业文明更早些。但是我们有后发优势,因为儒学起源于中国,如今中国的经济奇迹世界瞩目,在文化重建中,儒商发展自然会有土壤。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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