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版界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景象。有几年,只要我还没阮囊羞涩,一个月总要去齐鲁书店一两次。它坐落于三大马路纬四路,三大间门头,不过,里面摆着的尽是些大路货书,并无足观。你须出示证明信,往其后院去,沿一窄窄的青石楼梯拾阶而上,来到一间约30平米的旧屋,乃小楼一角,这里便是所谓“内部售书部”。三壁图书,全是“文革”后重印的古籍及现代名目繁多的社科类书。琳琅满目,一迈进店堂,我就感到亲切、愉快。一册册新书宛若一扇扇虚掩的小窗,每打开一扇,都会带我到一个新天地。寻寻觅觅,爬高蹲低,如鱼儿畅游在清溪里,忘掉了世间忧烦,像回到我久失的乐园。
可能家中先人薄有藏书的缘故吧,我从少年时便喜爱书籍,不幸这些摩挲多年的图书,竟在那日月失光,沧海横流的年代,一天之内几乎片纸无存。一时知交或遭焚掠而荡然无存者也不乏其人。此后,悠悠岁月,有时午夜梦回,冷月窥人,望着萧然四壁,每念及早已散失的书卷,不禁彷徨无措,孤愤莫诉。著名学者王力先生曾说:“如果梅和鹤是隐士的妻和子,那么,书该是文人的挚友。”我思念我喜欢的书,“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如此深情,谁能遣此?
没想到在齐鲁书店的小楼上,“天遂人愿”良慰平生,七八年间,我购书近五百册,有不少古籍。至于购书之乐,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某次在屋角找到一册《丰子恺漫画》,这是一本四寸见方厚厚的小书,纸白如玉,扉页上有俞平伯题词:“一片片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当我看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人散后,一钩新月凉如水》《几人相忆在江楼》等幅时,十分惊喜,它勾起我飘逝的旧梦:少时家中有间闲屋子,破竹床上堆着些发黄的旧杂志,我常去乱翻一阵,这些画曾在那里见过,大概还是初版。今番重睹,如沧桑后见故人,前尘梦影,恍如眼前,今昔之感,油然而生。
尤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曾陆续购到由岳麓书社印行,钟叔河先生校点的周作人著作,如《苦竹杂记》《苦茶随笔》《风雨谈》《秉烛谈》《夜读抄》等十几种。这些书自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即已绝版,如今赫然在架。真是时移世易,起码能“君子不以人废言”了。想想浩劫伊始,四海翻腾之中,似乎要把民间旧书统统付之一炬。望着这崭新的“禁书”,嘴角不禁浮出一丝微笑。提着几册“禁书”走出书店,夕阳的余晖洒在街树上,晚风吹衣,蹒跚归去,乃人生一乐。
当年,购书有“内外之别”,读书也人以群分,显然是防微杜渐,用心良苦,可终为人诟病,贻人之笑柄。随着形势开放,1986年春,“内部售书部”撤柜,至此国内出版物完全公开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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