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曾如此评价成形于隋代的大运河,“谁能不意识到如此大胆的一个概念的政治经济效果——在一个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的国度里有这么一条南北流向的人工河道”。从隋至清,大运河作为中国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和国内贸易大动脉,对沟通不同经济区之间的交流交往发挥了关键作用,带动了沿线众多经济型城市的兴起,并与长江一起在18世纪促成了“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
　　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沿岸城市唇齿相依、兴衰紧联,形成了中国运河文明与城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谱系。正如刘士林所说,“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家族类似’的形态和功能的城市群”。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以下简称《六千里运河》),在俯仰古今中为今天运河沿线城市再现运河历史记忆、活化运河文明基因提供最重要的“文化资本”,还从学史明智、守正创新的视角,为运河城市群引领推动绿色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国家水网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是中国唐宋迄今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从大运河形成之日起,它就不只是一条连接首都和基本经济区的人工内河,同时也是沟通国内南北东西、将中华文明腹地与亚欧非几大文明相互衔接的重要纽带,更是中央政权强化与地方政治经济联系、协调各地区互助合作的重要抓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明确指出,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虽然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防洪排涝、输水供水、内河航运、生态景观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隋唐大运河永济渠、通济渠的大部分河道已被掩埋或成为遗址遗迹,但后者在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依旧具有不容轻忽的重要价值。《六千里运河》中的四座隋唐大运河城市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境内。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漕运干线向东移出今天的河南省境,但通过元代开凿的贾鲁河和明清两朝由京师通往各地的官道,不仅黄淮两大水系之间的通航仍可维系,开封、洛阳两大古都作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也得以长期保持。1953年7月,联通中国东中西部的陇海铁路全线通车,经过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如今,这些城市既处于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位置,还是衔接大运河文化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刘士林是国内人文城市学派的首倡者,一向主张城市化要革新以往重经济、交通和人口的“经济型城市群”模式,转向建设重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文化型城市群”,走环境、经济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相互融洽的道路。在《六千里运河》中,他明确提出,“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是我们解读、研究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纵观全书,联系现实,各运河城市的文化脉络中随处可见对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建设的有益启示。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在疫情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将沿线城市“串珠成链”构建发展轴,用“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和“缤纷旅游带”新理念重塑大运河实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加凸显,必然构成大运河持续发挥中华文明亮丽名片功能的实体支撑。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促进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更应该用好唯物史观这架“望远镜”,在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