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考古日记 　　今年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100周年,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建立70周年。百年来,北大考古大师云集:马衡、向达、苏秉琦、宿白、邹衡、吕遵谔、严文明、俞伟超、李伯谦……他们桃李满天下,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考古学家名副其实的摇篮。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中,数位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的考古学者撰文回忆了他们与北大考古的点点滴滴。
从墓坑、探方里跳出来
　　□张辛

　　我是考古学博士,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我一直认为,考古学属于历史学,是人文学而不是科学。考古学旨在揭示历史文化遗迹遗物发生发展和形制演变的逻辑过程,进而为最终揭示实际的历史进程提供证据。因而不能把考古学技术化、科学化、专业化。考古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田野发掘。我们无论采用多么巧妙的方法,多么先进、科学的工具,也不可能把历史遗迹遗物和盘托出,考古学材料毕竟是局部、是片段,甚至是偶然的、零碎的。过去常有人说考古学旨在复原古代社会,这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是理想。
　　而今中国考古大发现时期已经过去,因此考古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材料的研究上,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史料的披露者或提供者。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有所不同,金石学是其前身,我们有相对完整、系统的文献典籍体系。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就是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掌握,对传统金石学的了解和继承。中国考古学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考古前辈有着相当扎实的,而为我们这一代所不可企及的古典文献功力。
　　基于这种考虑,我很早就想从墓坑、探方里跳出来,而把主要力量放在文物和文献的研究上。当把这种想法正式报告给我的导师邹衡先生时,他表示十分遗憾:“你是田野一把好手,怎么可以放下不做呢?”我回答说:“您手下高手已然大有人在,有我无多,缺我不少。”最终没有听从先生。于是开始了我在北大三十多年的文物研究和教学生涯。我在完成了1982年秋至1986年秋参与的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报告东周部分的编写和博士论文《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研究》出版之后,学术重心正式转移到了文物学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个学术体系。我先后开设了《古代碑刻》《中国古代史(先秦—唐)》《古代书画》《古代物质文化史》《古代印章和封泥》《文物研究与鉴定》和研究生课《中国传统文化与文物研究》等课程,数次获得优秀教学奖。本世纪初还被学生评为“北大十佳教师”。
　　文物研究旧称古物学,是一门传统的学问,本是金石学的主要构成,在北大有着远比考古更悠久的历史。而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使其无论广度深度都有了重要甚至根本性的提升,为此我们提出了文物学的概念。
　　我几十年文物学研究和教学具有一个明确的基点,或者说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从中国文化的高度作系统性、综合性的考察,准确而言,是形上关照与形下具象研究相结合的考察。于是形成了自己东周墓葬考古研究之外的另一套不免偶有遗憾,但相对完整的以中国古代礼器研究为中心的文物学体系,受到一些前辈和同道的首肯。邹衡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对我说:“张辛,你的路子走对了。”文物学家孙机先生曾在为我任博导的推荐书中用了“体大思精”一词。上世纪50年代北大哲学系毕业生、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张礼。(节选自《礼与礼器——中国古代礼器研究论集》前言,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考古大有“苦中作乐”的意境
　　□李水城

　　1978年秋在北大,吕遵谔教授给我们两个年级讲授旧石器考古这门课。记得第一堂课吕先生就打趣说:“考古考古,连蒙带唬,刨坟挖土,一辈子辛苦。”当时听了都哈哈大笑,但真正体味过来已是后事。中文的“古”字,头上若长草,即“苦”字。李零先生戏言:“苦字缓读,用反切法读,就是考古。”可见考古起根就“苦”。以至于每届学生的田野实习都会成为是否选择考古为职业的分水岭。想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讲过这样的话:“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可见,考古大有“苦中作乐”的意境!
　　北京大学四年的本科教育让我学到很多,也明白了考古是什么。毕业后我去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了三年,觉得要想深入钻研这门学问还欠点火候,遂报考研究生返回北大。至此,事定,心定。
　　研究生期间,我去大西北的河西走廊调查了三个多月。翌年又在酒泉祁连山脚下一座小山村挖掘了一处青铜时代的遗址。上述经历让我对考古的“苦”有了更深的体验,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是69届初中毕业生。这届学生不比老三届。说白了,教育程度也就高小水平,底子很差。好在我喜欢读书,且抓到什么读什么,这个习惯对我日后的研究兴趣影响很大。加之我在北大开的课较杂,对文化人类学、原始艺术、盐业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等领域都有兴趣,也做过些研究,其中很多领域都超出自己的专业范畴,为弥补知识上的欠缺,只能抽出大量时间、硬着头皮恶补其他专业的书籍文献。
　　鲁迅先生曾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李大钊先生则认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这两段话可谓对北大传统的高度概括,也是精神魅力所在。
　　写到这,当年北大合唱团的同学转来美国著名乡村歌手阿兰·杰克逊(Alan　Jackson)演唱的《年纪越大》(The　Older　I　Get)这首歌:年纪越大,想得越多。每分钟都值得你去认真生活,因为时间转瞬即殁。年纪越大,看得越透。钱财乃身外之物,你爱的人才是永恒,这会让你变得富有。即使有人找到了不老之泉,我也一滴不会品尝。有趣的是,我感觉自己刚刚步入最佳年华……年纪越大,越应感恩,为我曾经拥有以及我现在的生活。多好的歌啊!(节选自《多维视野的考古求索》序,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席教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虽然都注定会在时间的长河里远去
　　□杨哲峰
　　
　　我是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当时北大考古专业刚从原来的历史系分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系。记得填报高考志愿时写的还是历史系考古专业,但到了学校报到时就变成考古系了。这样,我们83级就成为考古系成立后入校的第一届学生。
　　本科时,自己的专业兴趣基本上是随着学习的进程不断地变化。大一上新石器考古的课程时,觉得严文明先生有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讲解非常有意思,而且感觉学新石器考古可以结合大量民族志的活材料而不用太费心思去读那些晦涩的历史文献,所以格外上心,期末考试成绩拿了全班第一。等到大二上商周考古课时,又被邹衡先生的演讲所折服,尤其是在大三下学期还听了邹先生有关夏商文化研究的专题课,加上读了邹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对二里头遗址的分期以及夏商分界之类学术讨论有点着迷。于是写了一篇题为《二里头遗址第四期遗存试析》的大三学年论文。邹先生看后非常高兴,还加了一些批注。于是我就借韩小忙同学的自行车冒昧闯到位于中央党校家属院内的邹衡先生家,说是找邹先生聊天,其实是想听先生讲学术界的各种趣闻和一些自己觉得很有兴趣的学术问题。那时候听着听着,又觉得有历史文献作为背景来进行考古研究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因此在大三结束时就有点想报考邹衡先生指导的商周考古方向的研究生了。那时暑假没钱回家,也不大可能外出考察,经常是和几位同学一起,白天在学校后勤部门打零工,晚上去图书馆翻书或去教室自习,准备考研,就那样熬过了大三暑假。等大四一开学,却突然得知自己被保送了汉唐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宿白先生!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在宿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学习,包括历史文献阅读和考古资料收集整理等,将研究兴趣慢慢转移到汉唐考古上来。大四下学期的专题实习,班里的同学分成不同的小组分赴各地,而宿先生却唯独把我留在校园,让我阅读《史记》,同时让我收集整理已发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汉代木椁墓资料,指导我写本科毕业论文。
　　研究生一年级时,宿先生曾安排我陪同从美国来的赖主惠博士前往山东省进行有关汉代画像石的考察。当时我也计划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做有关汉画的专题研究,因此借了相机,买了一些胶卷前往山东。但很快发现,因经费问题,相关研究难以继续下去。就连好不容易拍摄的画像石照片,回校后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经费冲洗出来,更不用说去购买昂贵的汉画拓片或其他图像资料了!
　　直到数年后攻读在职博士时,在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决定专注于秦汉墓葬的系统研究,这才又回到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轨道上来。在收集整理博士论文资料的过程中,先将之前就曾关注的茧形壶问题写了一篇稿子。交给宿先生审阅后,先生建议放在《文物》月刊上发表,还写了推荐信。于是,《茧形壶的类型、分布与分期试探》一文就成了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古代陶瓷器物研究的专文。
　　那时候,还没有像后来“知网”这样的便捷数据库可供检索,收集整理考古资料除了参加发掘或实地考察以外,主要靠查阅相关目录索引寻找线索,或干脆到图书馆、资料室一本一本地翻阅考古报告和文博类专业刊物。在既没有个人电脑也没有数码相机和扫描仪的时代,对于查找到的资料,要么复印,要么手写抄录,甚至拿硫酸纸描摹有关的图片、制作成器物卡片。至今都记得,当刘绪老师知道我在收集茧形壶资料时,曾主动提供了发表在山西地方刊物上的相关信息。(节选自《汉唐陶瓷考古初学集》后记,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